《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九评编辑部: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九评》编辑部

目录

序言

从第一个共产政权苏俄出现到今天,整整一百年过去了。在短短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共产主义造成了上亿人的死亡。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亮出了与神争夺人类的旗帜,喊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共产主义来自何处?为什么宇宙中会冒出个共产党?共产主义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结局又会怎样?对这些根本问题的答案,人们众说纷纭,现在是揭开谜底的时候了。

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个“邪灵”,它由“恨”及低层宇宙中的败物所构成,它仇恨且想毁灭人类。它并不以杀死人的肉身为满足,因为人肉身的死亡并非生命的真正死亡,元神(灵魂)还会轮回转生;但当一个人道德败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元神就会在无尽的痛苦中被彻底销毁,那才是最可怕的、生命真正的死亡。“共产邪灵”就是要使全人类都跌入这样万劫不复的深渊中。

1989年柏林墙倒塌,随后苏联及东欧共产主义阵营迅速解体,似乎全世界都认为“冷战”已经结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溃不成军;连残余的共产国家自身都感到危如累卵。而实际情况是,原教旨的和改头换面的共产主义思想及因素依然肆虐全球。这里有仍公开承认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如中、朝、古、越,也有打着民主或共和旗号实行社会主义的诸多非洲和南美国家,更有被共产主义因素严重侵蚀而不自知的很多欧洲和北美民主国家。

无论是暴力扩张还是悄然渗透,“共产邪灵”彻底毁灭人的方法就是破坏创世主为最后救人所奠定的文化。人类失去了这种文化,就失去人之为人的标准,在神的眼中成为徒具人形的兽,不仅道德上失去约束、急剧堕落,更无法理解创世主下世救人所开示的天机,也就失去了大难来时被救的机会。这是生命最大的劫数——被永远销毁,也是“共产邪灵”的终极目的。

本着对神造生命的无比珍视,本着对人类的深切关怀,我们写下这本书——《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向世人系统分析和揭示“共产邪灵”通过破坏文化、败坏道德而毁灭人类的天大阴谋。

在不同的民族中,都流传着最后神会来拯救人的传说。人类已经走到了宇宙历史的转折关头,而共产邪教就是人类此时获得拯救的最大障碍。因此,我们迫切地以为,必须彻底揭示其终极的邪恶目的和手段,让人类能凭良知本性的判断抛弃共产邪教、和平解体共产组织并系统清理共产主义邪恶因素,迎接人类的新纪元。

本书分上下两部:上部《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下部《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世界篇)》。大纪元将首先发表上部《中国篇》,下部将在不久以后推出,敬请关注。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真心希望中华民族文明善良、繁荣富强的人!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关心人类命运的人!

《九评》编辑部
2017年11月18日

第一章 中心之国 神传文化

五千年历史长河潮起潮落,曾经辉煌的几大文明都灰飞烟灭,而唯独中华文明承传不息。中国曾经创造出万邦来朝的辉煌盛世,被尊为“天朝上国”,其文化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形成了大中华文化圈。而丝绸之路的开辟和四大发明的西传则推进了世界文明,促成了欧洲文艺复兴和新大陆的发现。

中华民族也遭遇过很多磨难。特别是近代以来,内忧外患连绵不绝。20世纪中叶,西来幽灵共产党篡取政权后,杀戮国民、摧残文化、破坏环境,使山河变色,生灵涂炭,曾经辉煌的文明黯然失色,几乎毁于一旦。

为什么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仍然不断发动各种运动,乃至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以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为敌,必欲除之而后快?为什么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成为被共产邪灵控制最严密、迫害最残酷的民族?

本书第一次揭示,共产主义并非一种思潮、学说,或者在人类寻找出路时一个失败了的尝试。它是魔鬼,亦称共产邪灵,由恨和宇宙底层空间各种败坏物质构成,其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

共产邪灵毁灭人类最阴邪的一招,就是破坏创世主为救度众生而造就的神传文化,或曰中华传统文化。

1. 中心之国

四千多年前全球性的滔天洪水,使本次人类几乎处于完全毁灭状态。各民族关于这场大洪水的记忆中,几乎都只有极少数人幸存下来,作为人种重新繁衍。

在中国历史上,当时正是尧帝在位。在这场同样淹没许多高山的滔天洪水中,中华民族却整体上幸存下来,同时保存了上古的辉煌文明,包括现代人至今难以理解的太极、河图、洛书、周易、八卦等等。

据记载,神在尧帝祭天之时,显神迹并教诲尧帝:“水方至为害,命子救之”(大洪水危害人间,你要拯救百姓。见《古今乐录》),由此开始了大禹治水的神迹。尧、舜、禹时代,是中华民族从毁灭性的洪水中复苏的开始。大禹治理河山,为中华民族开创新的生存环境,以迄今日。

这是神给予中华民族的特殊眷顾。没有神的护佑,中华民族同世上其它民族一样,也逃不脱这场世界范围的灭顶之灾。神在众多民族中特意选择了中华民族,授之以神传文化,也称半神文化,这当然也一定是为日后更大的安排做准备。

不同朝代的中国有不同的疆域。就其实质而言,“中国”不是地理位置概念,而是“中心之国”的意思,这源于神对中华文化这种得天独厚的地位、特点、结构和构成因素的安排。

中华大地独一无二,是神所选定的中心之国,末世拯救世人的法将在这里传出。因此中国的一切,从表面上的自然环境、人口分布,到深层次的历史发展过程、文化的奠定,以及对各种宗教和修炼法门的认识等等,都来自神系统有序的安排。

在中华历史长河中,创世主转生为圣王、文人、僧人、道士、武林宗师、谋臣、良将,带领来历不凡的生命,为神州子民开创生存环境,规范道德标准,丰富思想内涵,奠定正统文化,建立法度体制。遂有中国一朝天子、一朝民众、一朝文化、一朝服饰、一朝风土人情、一朝内涵特点,纷至沓来,灿若星河,远播四海,威震八方,终成五千年神传文化恢宏全局。

英雄人物,风流千古。秦皇、汉武、魏武、诸葛武侯、唐太宗、成吉思汗、忽必烈、明成祖、康熙大帝等圣皇名臣,开疆拓土,与周边国家、民族结缘,将中华传统文化远播异域。

秦汉之时,统一六国、开拓西域、北征乌桓、义服南蛮。两晋南北朝,衣冠南渡,五胡入主中原。隋唐五代之际,周边民族或称藩、纳贡,或战争、和亲,或留学、通商,以各种形式与中原发生联系。两宋时,契丹、女真崛起,辽宋、金宋之争继之。成吉思汗统一大漠,远征欧陆;明成祖派人跨海远洋航行。种种壮举,惊天地,泣鬼神;看似无序,实则有序;看似偶然,实则必然。

神没有落下世上任何众生,有序地安排了中华传统文化辐射世界,以奠基全球世人应有之普世价值。

神州大舞台上,你方演罢我登场,演戏人演得浑然忘我,看戏人看得如痴如醉。这千秋大戏剧情及背后的深邃内涵,不知不觉中已经深深融入神州子民的血脉中,并通过五千年不间断的信史记载,留给后世,把道德保持在相对不坏的水平。

2. 神传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是通天的。中华传统里,“天”远不止是现代人所理解的“大自然”。“天”是有生命的,天地间万物被称为“造化”,亦即被创造化育的。而创造化育者乃是宇宙天地之主宰,称为“天帝”、“昊天上帝”,民间称为“老天爷”──至高无上的神。中国人把自己的家园叫“神州”,中国人称皇帝为“天子”。人的归宿,是通过道德提升回归神的天国。

神的意志叫做“天意”,天地间万物遵循天意而行,是为“天道”。天意通过天象显现。中华文化中,天帝通过降灾异谴告那些背离天意的人,现祥瑞嘉许那些以德配天、顺从天意的人。上天还安排圣皇先贤下世,教化万民,让人看懂天象、读懂天意。

《易‧系辞上》中说:“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通俗地说,就是圣人秉承天命把这种天象(天文)演示给人,成为人的思想、信仰、行为,乃至最表面的基本人伦、行止规范、典章制度等等,这样,“天文”化为“人文”,便是中华文明之本源。

这些演绎中华文明、教化万民的“圣者”,或是神,或是半神。如“聖”字所示像,他们是上晓天命、下创人文的王者,如盘古、女娲、伏羲、神农等神,以及黄帝、尧、舜、禹等以人身行神事的圣王。

据古籍记载,被中国人奉为“人文初祖”的轩辕黄帝完成教化万民的使命之后,得道飞升,回归天庭,从此给人留下了人回归神的修炼文化。后人将黄帝飞升之前的衣冠葬于桥山,起塚为陵,为黄帝陵,供奉至今。

在此后历代皇朝中,神不断下世转生为华夏民族的圣皇先王,在漫长的岁月里,一步步建立和丰富中华神传文化的文明体系。中华文化源自于神的智慧,内涵博大精深,充满天机与神迹。

3. 千秋格局

大洪水后,尧、舜、禹三位圣王来世间承先启后,规正天地四时运行秩序,平治水土,调和阴阳,铲除妖魔,开创人类生活环境。以至德而帝天下,以道德为核心,建立天人合一的文化体系,共同完成了创建神州大舞台的过程。

夏、商两朝,人神同在的时期中,有许多神仙、真人与人同处,传给人们各种文化、技艺,造就、规范人类道德及思想内涵。

从西周至大秦,八百年沧桑,五霸迭起, 七雄争强。大秦始皇帝,顺天时、得地利、符人和,一统江山,建立中华第一个传统皇朝。

汉武帝开疆拓土,南征北战,大汉雄风,席卷西域。对内规划制度,奠定汉文化几千年基础;对外打通西域,将中华文化带到整个欧亚大陆。此后直到清皇朝两千年间的中国,一直承传秦汉制定的皇朝体制和范式。

大唐太宗皇帝李世民以旷世未有之睿智与神武平群寇、定中原、一统天下,将中华五千年文明推至顶峰。大唐王朝,君临天下,威震八荒,其海纳百川之博大,恢宏自信之气度,无比辉煌、无比强盛,光耀古今!

13世纪初, 蒙元雄主成吉思汗及其黄金家族打通西域、横扫欧亚大陆,奠定欧洲格局,将华夏文明带到所经之处。始有欧洲其后数百年文艺复兴等,致西方世界文明突飞猛进。大元世祖忽必烈主导大元天朝入主中原百年历史大戏,大元疆土之大远超汉唐,并连接世界大舞台,铺垫世界整体格局。

大明成祖、大清康熙等明君圣主,怀德仁厚、经文纬武,使四夷宾服。跨海远航、征服蒙俄,寰宇一统,中华文化宏大辉煌,影响遍及全球。

中华皇朝的这些明君圣主,开创历史,奠基铺路,扭转乾坤,使中华传统文化绵延不绝,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带来辉煌。中国各朝各代都在神的呵护下,有序地奠基并完善着世人应有的文化底蕴、思想内涵。

4. 有容乃大

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的文化,都是建立在该民族的主要宗教信仰的基础上。然而多数宗教中信徒皆称自己信仰的乃“唯一真神”,视其它信仰为异端。西方历史上宗教战争绵延不绝。有学者甚至认为,世界上不同国家之间的争战,其根本原因都是不同信仰之间的冲突造成的。

而在中国,不同信仰的教堂、庙宇,隔街相望,相安无事。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宗教战争。而且历史上进入中原的,如蒙古、满族,也受益于中华传统文化教化,也将他们文化中之精华融入中华民族,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这就是中国文化巨大的包容性。

宇宙的神包含了佛、包含了道,也包含了其他形式的神,因此也不断在中国文化中奠定着“佛、道、神”的概念,以及如何修炼;同时奠定着人的道德伦理、各种普世的价值观,如“道、德、仁、义、礼、智、信”等等。

各民族的文化中都记载,创世主末劫之时一定会前来拯救所有的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创世主选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文化,在这里传最后救人的法,拯救所有民族、所有信仰的人,也就容易理解了。

一方面,这样的文化中铺垫了让生命来源、文化信仰各异的世人都能理解最后救人天法之因素;另一方面,在这样的文化中传最后的天法,易为执著于各自不同宗教的人所接纳。当然,从另一角度来说,这样有着巨大包容性、丰富博大的文化,也一定是创世主自远古就系统安排好了的,一步步地积淀、发展并传承至今,为的是在末劫时拯救所有的世人。

5. 历劫不灭

中华传统文化在神佑护下,历经几千年不衰,一直传承至19世纪中叶。西洋文明挟工业革命造成的技术优势,武力叩关,遂有“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此后,中华大地,变乱相乘,西来幽灵,借机入侵。中华文化横遭摧残,花果飘零,命悬一线。

经共产党多年苦心经营、各种政治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各种暴力镇压、败坏宗教、废除信仰,加上党文化、无神论的灌输教育,年轻一代早已经没有了佛道神信仰,老一代人噤若寒蝉,被屠杀、镇压吓破了胆;传统建筑、古迹、寺庙、器物、文物等等被毁,神、人关系被进一步切断。

但毁坏了儒释道等各宗教门派,不等于世人无法被神唤醒。神为人类奠基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蕴及其顽强的生命力在此时充分显示出来。

文革以后,中国人几乎信仰全无,精神空虚,文化生活极其贫乏。可当世人听到《杨家将》、《岳飞传》、《三国》、《水浒》等名著广播时,却是一时间街道冷清,家家聚精会神,生怕落下一集,连警察都不用执勤。正是几千年神传文化的积淀,重新唤起了世人心中的正念和久远的记忆。

人们为什么如此敬佩三国所演之“义”?

世人凡提及“义”字,马上想起三国时代所演之“义”。刘备、关羽、张飞三姓英雄结拜之义,让无数后人仰慕、效仿,其重义轻利、舍生存义之品行、事迹脍炙人口。诸葛亮辅佐刘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后世忠臣楷模,堪称千古第一贤相。魏武大帝曹操昼讲武策,夜论经传,运筹决胜,统一北方;青梅煮酒识得刘备为英雄,却不乘人之危;言必有信,释放关羽;以君臣之义赢得四海归心。三国百年所演之“义”为整个华夏五千年传统文化规范世人之道德、品行写下浓重的一笔。

人们为什么如此感动于杨六郎、岳飞的忠?

北宋六郎威震三关,杨门女将杀敌报国荡气回肠。南宋岳飞身经百战,从无败绩。惜乎欲直捣黄龙恢复江山之时,被奸臣秦桧所害,惨死风波亭。六郎、岳飞事迹千古传唱,即使不识字的百姓,读不了史书,也能通过听书看戏,识得奸邪,敬佩忠臣,口耳相传,教育后人。

中华五千年兴衰荣辱演绎中,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大戏, 一个个动人心弦的剧情,不仅使世人能识善恶、明是非、辨真伪、论忠奸,保持中华自古浩然正气,也在世人思想中、精神上、意识内、血脉里留下无法磨灭的烙印,无论中共政权如何打压、欺骗,也不能扼杀人们心中一阳来复的生机。

结语

世上七十亿众生,并非人人都信宗教,并非人人都信神。创世主不想落下一个人,但世人却需要有起码的道德底线,才配做人。这也正是世界上很多宗教的神为什么一再告诫人,要守住道德底线,等待神的归来。

人的道德下滑至崩溃边缘之日,即是灭顶之灾来临之时。而此时,只有神才能伸出其主宰天地的巨手,扭转乾坤,拯救好人出离最后的危难。

神为人奠定的文化底蕴和道德基础,就是在为人铺就这重生之路,是世人在最危险的时刻,能够听懂神所开示的天机,从而得救的唯一方法。而破坏这条救人之路,就是在毁灭人类。

共产党在不间断的政治运动中,处心积虑地灭绝中华传统文化,就是要使人在道德崩溃的危难关头,阻绝所有的出路。当世人失去了这样的文化,以及在这样的文化熏陶、教化下而具有的道德品行,那么人将无法理解救人的神和神传的法,也将失去最后得救的机缘。

中华传统文化就是创世主为了最后救度众生,而在中国亲自奠定的文化。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特殊安排和目的。

第二章 红魔阴谋 毁灭人类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共产党宣言》以“幽灵”做开场白,绝非马克思一时的心血来潮。这个幽灵是在另外空间中由“恨”和宇宙低层各种败物构成的邪灵。它原本是一条蛇,到了表层空间的体现形式则是一条红龙。它与仇视正神、正义的撒旦为伍。这个邪灵的目的就是要毁灭人类,在神归来挽救众生的最后关头,让人不信神,让人的道德败坏到已经听不懂神的教诲而最终被淘汰,元神被永远销毁。

人们也许认为共产主义就像其它各种各样的主义一样,是一种人间的什么思潮,或者说是一种失败了的尝试。非也!共产主义不是思潮,也不是尝试,它不是人自己搞出来的什么东西。共产主义是魔鬼教义,是邪灵强加给人的、专门以祸害人间,毁灭人类为目的而来的。

如果说身在其中人们还看不出共产邪灵的诡计的话,如今我们回顾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共产邪灵精心安排的毁灭人类的路线图。

马克思及其追随者就是这个邪灵选择来实施其阴谋的人间代表,在地球上搞起了共产邪教。我们就从马克思的邪教信仰和邪灵的路线图说起。

1. 不为人知的马克思──信仰邪教

中国人最熟悉的西方人中,马克思当然要算一个。不过我们对马克思本人到底了解多少呢?其实很少。

马克思出生于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在他6岁那年,他父亲放弃了犹太教而转信基督教,马克思也在同一个教堂受洗成为基督徒。他曾在作文里热情洋溢地赞美上帝,但是后来神秘的事情发生了。马克思突然对上帝产生了不可思议的仇恨,一个完全不同的马克思出现了。

西方的马克思研究者发现,马克思的转变是因为受到撒旦信徒的影响,也成了撒旦崇拜者。撒旦就是魔鬼,这一点会让很多中国人感到震惊。我们不妨从马克思自己的作品来一探他的魔变过程及充满暴力和仇恨的内心世界。

马克思18岁时写了一个叫《Oulanem》的剧本,其中写道:“毁灭,毁灭……伴随着一声狂野的嘶吼,说出对全人类的诅咒……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如果存在一种吞没一切的东西,我将跳进去,以毁灭这个世界。”

马克思心里那种莫名的仇恨、莫名的狂暴,让人不寒而栗。

在另一首诗《演奏者》(The Fiddler)中,马克思写道:“ 啊!我将黑血之剑,准确无误地插入你的灵魂……我从撒旦手中将它换来……我奏响浑厚、美妙的死亡进行曲。”在《苍白少女》(The Pale Maiden)中,马克思写道:“我已失去天堂……现已注定要下地狱。”

在《人之傲》(Human Pride)一诗中,马克思承认,他的目标并不是改善世界,而是要毁灭世界,并以此为乐。“带着轻蔑,我向世界挑战,在世界的脸上,到处投掷我的臂铠,这侏儒般的庞然大物倒下、抽泣、倾没,但它的倒塌仍不能熄灭我的喜悦。那时我将如神一般,穿越已成废墟的王国,凯旋而行。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火与业,我感觉与造物主平起平坐。”

马克思对世界的仇恨来自哪里?马克思在《绝望者的魔咒》(Invocation of One in Despair)中道出了一些端倪。

“在诅咒和命运的刑具中,一个灵攫取了我的所有;整个世界已被抛诸脑后,我剩下的只有恨仇。我将在上苍建起我的王座,寒冷与恐惧是其顶端,迷信的战栗是其基座,而其主人,就是那最黑暗的极度痛苦。”

马克思给他父亲的信中写道:“一个时代已然落幕,我的众圣之圣四分五裂,新的灵必须来进驻。” “一种真正的不安占据了我,我无法让这躁动的鬼魂平静下来,直到我和疼爱我的你在一起。”

马克思内心的变化当然引起了他父亲的焦虑。他在信中嘱咐儿子:“只有你的心保持纯洁、有人性的跳动,不让魔鬼令你的心疏离美好的情感,只有这样,我才能快乐。”

马克思的内心已然魔变,在《关于黑格尔》一诗中狂妄地写道:

“因为我通过冥想发现了最深奥和最崇高的真理,所以我如同上帝一般伟大,我以黑暗为衣裳,就像‘祂’那样。”

马克思成魔之路现在也并非什么秘密,马克思的这些作品、通信和西方学者提供的大量考证都是公开的,只是共产党国家故意忽视罢了。据《马克思与撒旦》(Marx and Satan)一书的作者理查德•沃姆布兰德(Richard Wurmbrand)说,他曾联系过莫斯科马克思学院,被告知马克思的作品共有100卷之多,其中只有13卷被公开印发。

那个时候的马克思,他想的只是要毁灭世界,并没有想要为无产阶级、工人农民做什么。但是,马克思身为一个非常聪明且受过良好教育,同时内心又充满了仇恨和暴力、反对上帝、诅咒人类、崇拜魔鬼的人,这正是共产邪灵要寻找的人间代理,邪灵选择了马克思。信仰邪教、仇恨上帝的马克思本身不是无神论者。他把共产主义变成了信奉无神论的邪教,要用无神论共产邪教来与神作对,完成共产邪灵毁灭人类的使命。

于是,一场利用无产阶级来把人间搅个天翻地覆、血雨腥风的悲剧登场了。

2. 邪灵毁灭人类的路线图

血淋淋的共产革命,看似乱哄哄无序,实则是邪灵处心积虑的安排。邪灵的目标就是“中心之国”──中国。邪灵知道,搞定中国就能搞定世界。但是,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底蕴和民族精神不可能容纳如此仇视神佛和崇尚暴力的共产主义。所以,共产邪灵的迂回阴谋就这样开始了。

第一步:在欧洲发端

1848年《共产党宣言》出台,马克思把仇视神的无神论和斗争哲学奉为共产主义的核心教条。“无神论”和“斗争”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因为不信神,所以天不怕、地不怕,不惧善恶有报;因为崇尚斗争,所以敢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斗得没有底线。“无神论”和“斗争哲学”为共产党一百多年的血腥暴政奠定了理论和行动指南。

第二步:在苏俄试验

因为共产主义不得人心,直到巴黎公社失败之后又过了近半个世纪,1917年列宁在俄国发动十月革命,才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苏联开始试验一系列害人的社会制度和整人的强制手段,为的是将来传给中共。

邪灵的目标是要进入中国。苏俄不过相当于一个跳板。

第三步:在中国生根

俄共处心积虑地扶持中共,寻找在中国的代理人,出钱又出力,终于孵出了一个中共政权。

表面上中共把苏联当作“主子”,誓死捍卫苏维埃,实际上苏联和东欧不过是这场大戏的配角,中共才是邪灵培育的主体。

第四步:美苏对峙 中共关起门来剿灭传统文化

二战之后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共产主义阵营。邪灵为了维持这个阵营,让苏联在军事上强大起来,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美苏军事对峙。看起来是美苏抗衡,实际上是给中共换来了空间和时间。有了苏联的“火力掩护”,邪灵就让中共腾出手来针对中国的神传文化下手了──要摧毁华夏文明,打掉中国人的信仰。

怎么破坏?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发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制造人伦浩劫,祭起无神论的大棒,以阶级斗争为纲,“恨,骗,斗,杀”,砸向中国五千年传承的文化,颠倒是非善恶标准,好的说成坏的,坏的说成好的,礼义之邦不复存在,活生生把有信仰的中华儿女洗脑成了不认祖宗的马列子孙。

第五步:苏联解体 中共上位

当中国的传统文化被中共破坏殆尽之后,中共也在这个过程中把整人的经验积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共产邪灵觉得中共已经邪恶到能够被利用来进行下一步计划了,于是,作为跳板、试验场和掩护体的苏联,其使命也就进入了尾声,偌大的一个共产阵营轰然倒塌,苏联退出了历史舞台,共产主义龙头老大的这张皮也就被中共继承了过来。

第六步:经济暴发 道德崩溃

随着冷战的军事对抗结束,一场经济大戏上场了。如何让一个被政治运动整得经济濒临崩溃的国家,快速暴发致富呢? 邪灵安排了财富大挪移,把西方的财富转移到中国。为什么苏联解体后没有发生西方的资本和技术一涌而入苏联,而中共当上了共产主义老大,反而受到西方资本的青睐呢?人,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解释这个现象。其实背后根本的原因是邪灵的安排──到了苏联退场、中共登台唱戏的时候了。

细说起来,西方特别是美国人的“中国情怀”,也是为了这一刻。美苏对抗时期,中苏也交恶,闭关自守的中国显得形单影只。中共的邪恶主要表现在对自己文化的破坏、对自己人民的屠杀,而在国际上不出头,客观上让敌视苏联的西方对中国一直抱有某种好感。无论中共如何诋毁美国是“狼子野心”,美国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却总有一种特殊的情怀,也许这就是世人对“中心之国”的情结吧。

总之,大戏开场之后, 海外巨额的资本和西方上百年积累的技术,呼啦啦决堤一般冲向了中国。遇上了勤勤恳恳、不畏辛劳而心灵手巧、被中共整得穷怕了要拚命赚钱的中国人,一场“经济奇迹”就这么发生了。以市场为诱饵,全世界的钱都往中国跑,以万亿计的美元进入中国,西方国家的市场都对中国打开,赚取的外汇又回到了中国,西方资本家赚的钱又留在了中国,中国的外汇储备疯狂般暴增,都到了多得犯愁怎么用的地步。同时,中共按汇率印出数倍于外汇的人民币投放到市场,让整个社会的钱多得不得了,然后又是房价一路飙升,需要天文数字般的货币来消化,于是中共的印钞机简直就停不下来。

财富,一夜暴涨的财富,连中国人自己都惊讶,怎么来得这么快、这么容易呢?表面上好像是因为中国人勤劳苦干,其实如果没有邪灵在背后操控的财富大挪移,是暴富不起来的。

自古以来,正常社会的经济发展都要有相应的道德水平来支撑,此之谓“富而有德”;邪灵有意识地在中国反其道而行之。有道是“土包子开花更厉害”,从“越穷越光荣”的“禁欲主义”到“一切向钱看”的“性解放”时代,民众的道德日益下滑,不断突破着道德底线。让道德下滑的同时,却打造了一个快速崛起的经济体,形成了一个庞然大物般的“经济怪胎”。

邪灵安排这场“经济奇迹”的目的很简单:没有经济上的强大,中共就没有对世界的发言权。但是,邪灵并不是为了让中国强大而安排这一切的,邪灵是要让世界在经济上和国际事务上有求于中共,在中共继续把中国人的道德推向深渊时、迫害中国人的信仰时,整个世界能够保持沉默,视而不见。同时,还要让道德堕落了的中国去把世界的道德也拉下来,走向“共毁”。

不过,邪灵在利用“全球化”玩财富大挪移,让中国一夜暴富的花招时,也定下了让这种财富消失的机制。西方民众早晚会起来反对财富的大挪移。一旦其政客面临来自选民的压力,这些国家也会改弦更张,甚至联合起来对抗中共,中国虚胖的经济根本就不是对手。同时,没有道德的经济是不会持续发展的。在安排了不计道德成本的经济暴发的同时,就埋下了未来道德成本过高而导致经济崩盘的伏笔。

第七步:中共用经济捆绑“全世界的道德”

西方人说,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投资中国是为了让中国在经济发展之后自动转型到民主自由。邪灵盘算的是用经济利益来套住西方,用贪欲让西方丧失他们的道德原则而成为中共的帮凶,用经济利益把西方跟中共绑到一条船上。事实也证明在利益面前,民主、自由变得一钱不值。与此同时,潜伏在西方社会的共产主义思潮借尸还魂,从西方内部撕裂社会,制造混乱,为中共极权摇旗呐喊。

什么是普世价值?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真、善、忍”就是普世价值。当这样的价值受到中共严厉打压的时候,当历史需要西方社会抵制中共暴行的时候,西方在经济利益面前沉默,甚至助纣为虐了。在这个意义上,西方自由社会既促成了这种局面,自身又成为其受害者,和中共一起走在“共毁”的路上。这就是邪灵要达到的目的。

世人有没有机会摆脱邪灵的控制,挫败邪灵的阴谋呢?当然有,那就是主动回归道德,不要被心中的贪欲所主宰,为眼前的所谓“繁荣”而迷失。陶醉于这种梦想中,认不清共产阴谋带来的危机,人类危险至极。

3. 中共──万变不离其邪

有人会问,中国已经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今天的共产党还是昨天的共产党吗?

我们站在一个更大的框架里,从“宣扬无神论和斗争哲学,骗、斗、杀,破坏传统文化,败坏道德”这条主线来看看中共变没变。

1)前后三十年 一脉相承

前三十年“路线是个纲”,用路线问题大搞权力斗争;后几十年一样上演着派系间黑箱政治的“篡党夺权”;

前三十年“抓革命,促生产”,“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挖出的阶级敌人越多,官儿做得越大;后几十年是用经济来维护统治的合法性,追求血腥的GDP至上,不顾及民生与环境,只为升官发财;

前三十年让民众仇恨“国民党反动派”、仇恨“美帝野心狼”;后几十年让民众仇恨自由及西方民主理念、仇恨“真、善、忍”的普世价值观;

前三十年“与天斗与地斗”,“敢叫日月换新天”,改造山河,破坏自然;后几十年为了发财致富,急功近利,污染环境,浪费资源,透支子孙后代的生存资本;

前三十年有“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破四旧”、“文革”、“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各种政治运动;后几十年有“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镇压天安门群众运动、迫害法轮功、镇压维权民众、打击维权律师等各种运动;

前三十年煽动夫妻反目、父子互揭,制造人伦悲剧,鼓动告密,致使人人为敌;后几十年发生的所谓“揭批”法轮功有过之而无不及,开办无数的洗脑班,利用亲情、就业、工资、住房来要挟,强制转化;

前三十年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制造多少冤假错案,杀害了多少无辜的生命;后几十年发生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及良心犯器官牟取暴利,更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

前三十年崇拜挂在墙壁上的毛像;后几十年崇拜印在人民币上的毛像,都是远离神的肮脏行为;

前三十年用无神论洗脑,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后几十年在迫害民间传统信仰时发起的那一场无神论的宣传,用科学的大棒打击传统信仰,那种媒体宣传的邪恶程度,从报纸、电台、电视到无远弗届的互联网,可谓前无古人;

前三十年用斗争扼杀人性,让人不敢讲真话,谎言假话大行其道;后几十年更是爆发了“诚信危机”,假货遍地,毒食品盛行。假烟、假酒、假奶粉、假车票、假文凭……大概凡是能买到的商品、有价值的证件、牌照,都有造假的。利用高科技做出的种种有毒食品,是前三十年的人想都想不到的;

前三十年有“亩产万斤”的荒唐造假;后几十年有“天安门自焚”骗局,不知蒙蔽了多少人,搅动起多少仇恨;

前三十年是闭关锁国,关起门来一言堂;后几十年是信息封锁,敏感词过滤,实名制监控;

前三十年是砸孔庙,破坏传统文化;后几十年是修孔庙,因为孔庙可以发展旅游经济来捞钱,糟蹋传统文化;

前三十年政治挂帅,破坏传统文化,打掉传统信仰,用政治的手法搞经济,出现了濒临崩溃的经济危机;后三十多年一切向钱看,用经济手法搞政治,用金钱物欲和情色迷乱来填补信仰真空,带来的是触目惊心的道德危机。其实,过去的经济危机里包藏着道德危机,只是等到今天物欲横流的时候才总爆发;今天的道德危机也包藏着经济危机。经济是人的行为,人是受道德支配的,所以经济归根到底受制于道德和信用。没有道德的经济必然走不了多远,危机的爆发也是迟早的事情。

……

我们可以一直对比下去,但是已经没有必要了。共产党的统治手法不断变换,其邪恶本质和终极目的没有变,而且永远不会变。

2)破坏文化 败坏道德 一以贯之

纵观中共前后几十年,破坏文化、败坏道德始终是共产邪灵祸害中华的核心。文化与道德是唇齿相依的。传统文化的破坏,会带来社会道德的堕落;反过来,道德的堕落又会直接反映到文化中,导致文化的进一步变异。二者一旦形成了恶性循环,就会造成品行和道德标准双双整体下滑。曾经认为是不道德的事物,会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新常态”了。

过去人们看到有人偷东西,会挺身而出,现在可能会责怪被偷的人不小心;过去看到有人婚外情,人们会鄙视这种人,现在看到官员们包二奶、三奶,可能会埋怨自己没本事;过去看到有老人跌倒,人们会毫不犹豫地把老人扶起来,现在可能会害怕被人冤枉而不敢去扶一把;过去做学问的看到有人抄袭作假,人们会义愤填膺,现在可能也随波逐流……

谁偷走了我们心中的善良?

正是中共。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带来的道德堕落,催生了今天的文化道德标杆一起下滑的邪恶环境。人们生活在这样的变异文化中已经很难觉察到道德标准的下滑了。

人,都有佛性和魔性,就是说人的心中都有善和恶的两面。你的善良有多少是来自中共无神论洗脑灌输的,或者在人整人的斗争运动中熏陶出来的,或者在一阵风的学习“先进人物”过程中升华上来的?一点儿都没有。

你的善良来自你的天性,来自你骨子里祖先的血脉和文化沉淀,来自家庭和他人正统的言传身教。你的善良不是中共给你的。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有善良,就帮中共涂脂抹粉说是中共给你制造了善良,那就上了中共的当。共产邪灵就是要把你心中还存有的那一丝善良、那一份道德彻底给破坏掉、化作青烟消散了去才罢休呢。

4. 先给人点甜头,再让人吃尽苦头

值得一提的是共产党动员人民起来闹革命的一个基本套路,就是用所谓的甜头把人引诱来,再灌输仇恨让他们去打倒共产党的所谓敌人,然后再卸磨杀驴。“打土豪分田地”,把农民煽动起来了,等到合作化时,再让这些农民一无所有,成为了共产邪教的祭品。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吃饭不花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导致了在风调雨顺年间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大家畅所欲言,知识分子高兴得忘记了是在跟谁打交道。一场“反右”让多少精英吃尽苦头,甚至丢了卿卿性命。“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红卫兵以无比狂热的“革命热情”,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破坏。等到没有了利用价值,“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声号令,上山下乡,他们就被驱逐到了农村和边疆,整整害惨了一代人。这些荒诞悲剧不能简单归结于某个领导人的罪恶之举,而是共产邪灵在利用政权败坏文化、破坏人与人的关系,并摧毁道德。

到了今天,仍然在上演着这样的戏码。经济发展给人带来了甜头,人们就只顾眼前利益,而忘记了道德。表面上看,人人都想赚钱,而且是赚快钱,“道德值多少钱一斤?”大家不在乎,或者在乎也没有用,就懒得在乎,反正忙着捞钱就显得这个社会充满活力,“生机勃勃”、“风光无限好”。

这种“甜头”的后面,是让人的聪明用不到正道上,老用到歪点上。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山寨抄袭,好大喜功,浪费资源,破坏环境,不计后果,处处体现出中国人的“精明”和“聪明”,就是用的不是地方。

多年来人们一直在纳闷,为什么三十多年的发展没有创造出知名的国际品牌?为什么号称拥有自主产权的高端产品的核心部件其实大都依赖进口?为什么航母、军机、高铁上的不起眼的螺栓全都依赖进口?为什么中国年产400亿支圆珠笔,可笔珠也要依赖进口?

发明创新,基础研究,都是要静下心来做的,靠的是兴趣、毅力、常年的奉献,需要的是一个有着沉稳的国民心态的大环境。中国人被逼成一门心思挣快钱,投机取巧,无所不用其极,做不出来就偷。“偷技术”已经变成了一门“高大上”的正经职业了,完全没有了我华夏礼义之邦的道德耻辱感。退一步讲,靠东拼西凑地偷也不可能造就一个完整的基础科技体系。

邪灵的目的并非让人过上好日子,也没有安排什么国家的复兴,给人一点甜头,苦头还在后面呢。现代经济起飞并能持续稳定发展的两个翅膀──法治(而不是法制)和信用(而不是关系)──恰恰是中国最缺乏的,而“依法治国”和“信用社会”的根基就是道德。“因为不讲道德,经济才能暴发;因为没有了道德,经济必然垮塌。”

西方的政客商人们,何尝不是如此呢?很多人尝到点儿甜头就一头扎进中共的怀抱,那可是共产邪灵的怀抱。刚开始的时候政客商人们还挣扎着为自己的良心辩护,但是,一步一步利益陷得越深就只能任由中共摆布了,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邪灵。

5. “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所揭示的秘密

纵观共产党国家,夺得政权之前,是利用工人和农民当炮灰闹革命,夺得政权之后,工人和农民仍然是被压迫的最底层,看看那些所谓的革命老区,人民仍然苦不堪言。中共的前三十年工人和农民苦,“改革开放”后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几亿农民工为中国的经济打拼,却永远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一个户籍制度就把多少人变成了“二等公民”。共产党的既得利益集团占有了绝大部分的国家财富。

特权阶级能够腐败到什么程度呢? 能够腐败到让共产党丢掉政权的地步。正是在“打老虎”的“反腐斗争”中,人们才能窥视到共产党的腐败如何的触目惊心。几个亿、几十亿、几百亿的贪腐,已经成为了常态。据调查显示,中国大批离退休高干长年占据40多万套宾馆式的高干病房,这项开支一年就是500多亿元;再加上在职干部的疗养,每年用于政府官员的公费医疗费高达2,200亿元左右;也就是说,全国用于卫生的财政开支的80%,是为850万以高级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

可是养活他们的工人和农民却在“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上不起学,养不起老”中苦苦挣扎。

其实,工人和农民摆不脱的苦难,正揭示了共产主义的一个邪恶的秘密。

共产主义声称要实现一个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消灭私有制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人间天堂。

我们来看看其中最重要的消灭阶级这一条。如何消灭阶级呢?马克思主义说,消灭阶级的途径是让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过渡到共产主义。

如何能让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消失呢?马克思没有说,只是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可能会很长。

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这个政权大大小小的各级领导人就成了新的特权阶层,也就是特权阶级。因为不信神,“天不怕、地不怕”,所谓“共产主义道德”也就只能是动听的口号而已,他们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人民的“仆人”。 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工人和农民,除了进入特权阶级的个别人,绝大多数到头来还是被特权阶级压迫的受害者。

消灭阶级的本身又在创造着新的阶级,一切又回到了原点,如此往复,折腾来折腾去,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

“受苦的还是工人和农民”揭示了邪灵安排共产主义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给它安排出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根本就不可能实现,难怪马克思也就不说如何过渡了。 从人的层面上看,马克思主义就是走到哪儿算哪儿,不了了之而已。

这个“不了了之”的背后,隐藏着共产主义的天大阴谋──毁灭人类。

6.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毁灭人类

说起共产主义,人们想到的可能就是杀杀杀。共产主义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杀人的历史,包括没有针对性地滥杀无辜和有针对地杀掉那些不屈服的人。

共产主义是反宇宙的力量,为天理所不容,所以它自从出现就一直处于危机中,为了维持其存在,就在危机中不断助长它的各种强制手段,包括杀人。共产党的手法就是先给人一点甜头,让人跟着闹“革命”,不过很多跟着共产党的人也都被共产党杀掉了,没杀光的也被培养成它们的杀人工具。这形成了共产党的招牌性特征──对自己的同党、对自己的同胞的无情杀戮。但是这种杀戮并不是它的真正目的。杀人不过是在制造恐怖之场,让人屈服顺从它的安排以达成其终极目的。

由“恨”和败物组成的共产邪灵,在人间安排了这一场共产主义革命,目的就是通过破坏传统文化、败坏道德来毁灭整个人类。要让人彻底背叛造他们的神、让人败坏到根本无法听懂神的教诲,远低于神给人定下的道德底线,此时神也不得不舍弃这些人。那这种人就只有被毁灭了。

人肉身的死亡并非生命的真正死亡,元神还会轮回转生,但当一个人道德败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元神就会被彻底销毁,那才是最可怕的、生命真正的死亡。

这种毁灭才是共产邪灵的终极目的。

放眼当今世界,世人将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共产因素弥漫世界,魔鬼已经占领了天下。共产恶魔所刻意灌输给人类的各种变异观念,不知不觉中已经在全球泛滥,甚至被迷失的人们将其当成了他们自己的想法和愿望。人类的是非善恶由此而大幅度地倾斜、颠倒。共产红魔的阴谋几乎已经得逞!

当共产邪灵即将在狞笑中庆祝它的胜利的时候,绝大多数世人却认为它走向了失败。世人处于毁灭的边缘,却还蒙在鼓里。还有比这更危险的境地吗?

慈悲的神没有忘记人。在魔鬼策划阴谋的时候,神也安排了在危机中最后唤醒人类。神给了人选择善与恶的自由意志,但是人最终选择哪条路要靠自己。

只有整个社会道德复苏,心灵净化,恢复传统,重建对神的信仰,人类才能逃过劫难。时不我待!人类到了猛醒的时候了。

第三章 暴力杀戮 恶贯穹宇

引言:共产邪灵一路杀

说起共产党,人们最重要的印象就是一个字:杀。共产党的杀,大多发生在和平时期,至少也是在自己占领的地盘上。中共肃反就杀了10万红军,后来的延安整风、土改斗地主,一直到1949年以后的一连串政治清洗运动,杀人无数。

无论是战争,还是历史上的暴君,都是先有了敌人才去杀人。共产党是反其道而行之,为了杀而去找敌人,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敌人来杀。

共产党为什么嗜杀?因为“杀”是共产邪灵为其终极目的在人间布下恐怖之场的战略措施。共产党把“杀”当作了一门“学问”,一种“艺术”,把“杀”做到了极致。

共产党怎么杀?用刀把子杀,用饭碗杀,用舆论杀。

用刀把子杀,就不用多说了,对于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共,那是看家本领。

什么叫“用饭碗杀”?就是卡住人的饭碗,不服就不给饭吃。多少知识分子,被共产党用饭碗逼得下跪。中国的士人,自古以来,都讲骨气,不为利诱所动。古时候,没有了官家的俸禄,还可以自谋生路。典故“不为五斗米折腰”说的就是陶渊明受不了贪官的侮辱,还可以豪气万丈地交出官印,去追求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中共把所有的社会资源全部控制起来,不给饭碗,人就只有死路一条。

用舆论杀人,也是共产党的一大特色。因为掌控了一切舆论工具,想打倒谁,就打倒谁;说谁是坏人,谁就是坏人;说谁有罪恶的一生,谁就有了罪恶的一生。

共产党杀的是什么?共产党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争,所以是杀天、杀地、杀人。

杀天——以“无神论”的名义杀掉对神佛的信仰,为“无神论”开道;
杀地——以改造山河的名义践踏自然,破坏环境,实践“无神论”无法无天的“大无畏”;
杀人——杀同党,把满足不了党邪恶要求的成员清洗掉,以强化提炼党性的邪恶;有针对性地杀精英,杀掉那些对实施邪灵计划有阻碍的人,包括作为文化传承者的社会精英;漫无目的地滥杀,挑动群众斗群众,为的是营造和维持那个杀气腾腾的恐怖场。

杀,有几重目的。一是消灭被制造出来的敌人;二是让杀人者手上沾满鲜血,与党共同犯罪,有了原罪,不得不和共产党一条心,变成共产党的杀人工具;三是打造红色恐怖的环境,震慑所有人。这一切的“杀”,都是为其破坏文化、败坏道德开路的。

特别是共产党对宗教中的修行者和知识分子的屠杀,是有意制造文化断层,割断后人与传统信仰和传统文化的联系。这是让人类败坏并走向最终毁灭的计划中极为重要但却常常被人忽略的部分。

杀要杀到什么时候?

共产党的公开杀人,不光是用恐怖压弯人的脊梁,还要将杀出来的恐惧融到人的血液里,变成恐怖基因,一代一代地传承。

杀到这个地步,共产党就会从公开杀转成暗地里杀。

“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文革”,那是公开杀,甚至号召群众围观,就是要杀给大家看。1989年“六四”是半公开地杀,事后矢口否认;等到了1999年迫害法轮功,就不公开杀了,后来披露出的大规模活摘器官,那都是捂得严严实实地躲着杀。

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杀人的历史。没有“杀”来开路,要把“无神论”灌输到中华大地,要把华夏民族变成“无法无天”的民族,要把中国的神传文化打掉,是根本做不到的。

1. 苏俄预演

为了毁灭人类,共产邪灵首先要毁灭中华文化。“邪灵”挑选了中国的近邻,也是地理和人口上的大国苏联进行预演。苏联离中国很近,可以成为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上支持中共的方便力量;也因为苏联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才能逃过刚刚建立时欧洲各国的围剿以及后来二战时德国的进攻,共产主义才得以在那里苟延残喘。

苏联刚刚建立,便用其国力“输出革命”。它将中国作为输出革命的重点,派遣维经斯基到中国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再通过鲍罗廷让国民党接受“联俄容共”政策,以让中共附体在国民党上迅速成长。

苏联刚刚成立就试验了以暴力杀人制造恐怖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列宁认为“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赋予了契卡不经审判随意杀人的权力。研究表明,从1917年到1922年,直接被契卡绞死和枪决的人数就达到数百万。仅1921年一年,苏共制造的饥荒就饿死了大约500万人。

苏联的另一项重要试验,是通过暴力建立起以“无神论”为基础的共产邪说一统天下的局面。其它的意识形态,无论是宗教还是传统文化自然都在消灭之列。

1917年攫取政权后,列宁立即大打出手,开始用暴力、高压打击正教、正信,破坏文化,迫使世人道德败坏而离开神。这也是为了破坏中国文化进行的预演。

列宁一方面继续宣扬无神论,“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上,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无可非议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1917年布尔什维克掌权的第一天起,就把暴力毁坏文化、消灭对神的信仰作为其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

列宁死后,斯大林继承衣钵,于上世纪30年代开始了极其残酷的大清洗,除了共产党内的人士之外,知识分子和宗教界人士亦在清洗之列。

斯大林曾向全国宣布要实施“无神论五年计划”,在完成这个计划之时,最后一座教堂将被关闭,最后一位神父将被消灭,苏联大地将变成“共产主义无神论的沃土”,再也找不到一丝宗教痕迹。

根据保守估计,在“大清洗”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神父多达42,000多人。到1939年,整个苏联只有一百多座东正教教堂对外开放,而在十月革命前则有40,437座。全苏联境内东正教教堂和修道院被关闭了98%。这一时期,更多的文化精英、知识分子被判刑,或被送往古拉格集中营,或被枪杀。

从斯大林死后直至苏联解体,苏共政权都在继续打击各类文化精英及宗教。著名的俄罗斯小说家、历史学家索尔仁尼琴估计,斯大林共造成6,000万人非正常死亡。

因为中国是人类五千年大戏的舞台,人间正邪大战要在中国上演最后一幕,所以苏联共产政权所扮演的预演角色完结后即烟消云散,土崩瓦解,曾经喧嚣一时的共产主义阵营也告解体。

2. 中共登台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法西斯主义被消灭,但却催生了邪恶的“共产主义阵营”。其势力最大时,占据了全球人口及地球版图的三分之一。从杀人数量、迫害文化的深度和广度来看,中国共产党是所有邪恶共产政权中最邪恶的。它在中国的文化灭绝行动就经过非常系统而精心的策划。

中华传统文化是创世主为了最后救度众生,而在中国亲自奠定的文化。毁掉中华传统文化是共产邪灵的首要目标。它深知,暴力能够毁灭的只是人的肉体,通过暴力及其它各种手段毁灭文化,才能够毁灭中国人的灵魂。所以在有计划地用暴力残杀精英阶层之时,它也摧毁着传统文化中世人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及物质载体,进一步割断神与人的联系,达到其毁灭传统文化进而毁灭人的目的。

在暴力毁坏这些基石,让这些精英消声、消亡的历次运动中,共产邪灵集人类恶行之大成,亦在成熟其暴力杀戮、强迫洗脑、欺骗镇压的各种手段和伎俩,为其今后正邪较量中登峰造极的最后一搏做好充分的演练。

与此同时,它们还有计划地、系统地建立了邪恶的“党文化”,并用其培养、训练没杀掉的世人,把他们变成共产邪灵继续杀戮更多世人的工具。

共产邪灵也深谙怎样利用世间一切经济利益、政治洗脑等手段让世人就范,听从其摆布。一次一次的运动、镇压、杀戮,使它们对这些手段越用越娴熟。

3. 屠杀精英

乡村中的地主、绅士阶层及城市中的商贾、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这些文化精英帮助承传着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毁掉这些精英们是摧毁传统文化的重要一步。于是,中共制造敌人,开始在农村屠杀“地主”、乡绅,在城市中杀“资本家”,在制造恐怖的同时洗劫社会财富。

中共建政前后的所谓“土地改革”,或曰“打土豪、分田地”,就是通过暴力杀害农村的文化传承者。中共显然并不想把土地交给农民。它还是用一贯的伎俩,先给农民一点甜头,在完成了农村对地主、乡绅的屠杀和文化的毁坏后,立刻通过“合作化”收回了分给农民的土地。结果广大的农民还是继续受苦。

城市有产者也成了中共屠杀的对象。这既是为了抢劫他们的财富,也因为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维持社会安定繁荣的力量、传统文化的承传者,甚至是具备西方自由人权思想的群体。

宗教中的僧人、道士起到了传播佛道修炼经典的重要作用。中共将矛头对准文化中与信神直接相关的部分,即“宗教”,在经过屠杀、判刑、洗脑、强迫还俗、歪曲教义后,以完全听命于中共的宗教痞子为首,建立佛教协会、道教协会等,将这些协会作为中共控制和摧毁宗教的工具。

无论是宗教中的出家人,还是世俗中的精英人士,如果一旦消失,文化就将出现断层。与剿灭宗教同步进行的是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通过所谓唯物主义、无神论和进化论教育,对学生系统地洗脑,灌输对传统文化的仇视。又通过“反右”运动,将不听话的知识分子全部发配劳改,打入社会最底层,用“饭碗”和“舆论”来杀,让这些过去掌握话语权、主导社会舆论的“士大夫”成为被鄙视和嘲弄的对象。

“反右”之后,无论在家庭、学校里,还是在社会上,都已经听不到独立的声音。学生们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不仅不相信神佛,对于传统的文化与艺术也毫无敬畏之心。但中共对此并不满意,毕竟年岁稍大的人还保留着对传统文化的记忆,文物古迹等传统文化的载体也随处可见,传统的价值仍通过各种艺术形式传播。因此,中共利用建政后被洗过脑的学生,利用他们青春期骚动而叛逆的心理发动了“破四旧”运动,让中华文化陷入从物质到精神的全面浩劫。

在对这些人的屠杀中,中共一举数得,用意歹毒至极:第一,可以制造恐怖氛围以吓阻所有的反抗企图;第二,洗劫社会财富以为己用,加强政权的力量;第三,将百姓置于贫穷和动荡之中,让百姓除衣食之外无暇他顾,不再有时间和精力接受教育、传承文化;第四,让百姓对这种暴力感到麻木,因为面对这样的反人类罪行,如果不麻木神经、不想办法说服自己认可杀人有理,就唯有奋起反抗一途。这个过程也就是挟持人的道德下滑过程;第五,则造成中国文化的断层,让人丧失凭文化而最后得到创世主救度的机缘。

上述五个目的,现在中共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我们不妨从中共屠杀的方式和被杀的人数来加以分析。

1)乡村与城市中的屠杀

中共在1950年3月发出了《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称“镇反”运动。1951年2月,中共指示,“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当时中国6亿人口,至少有60万人头落地。中共公布,到1952年底消灭的“反革命分子”是240余万人,实则遇害的最少在500万人以上,占当时人口的近百分之一。

从一个数据中,我们可以知道这种屠杀对文化造成多大的伤害。“1949年,(上海)黄渡地区的青壮年中,81.4%是文盲。在贫农、下中农的家里找不到一个识字的人。如沈家浜村1949年前24户人家,有19户三代都没有进过学堂,家家户户连一支铅笔也找不到,写一封信都要去四里以外的镇上求人。”也就是说,杀掉农村的所谓地主富农,也就是几乎杀光了农村里读书识字的人。

如果“镇反”和“土改”主要杀地主、乡绅,接下来的“三反五反”运动就是屠杀城市中有资产的人士,也就是城市中受过传统教育、懂得如何经营企业或商业,或者了解西方自由社会的人。这是在城市中制造恐怖氛围并洗劫财富。

2)剿灭宗教,割断与传统信仰的联系

传统信仰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毕竟文化是神传给人的,而传统的信仰则是神直接建立的。在中国,影响最深远的是道家、佛家和儒家的信仰。他们告诉世人什么是佛,什么是道,怎样做人。几千年来人们信神敬佛,保持着道德水准不至于下滑得太快。

1950年,中共对各地政府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全面取缔会道门,即当地的宗教及帮会组织。在这场波及全国乡镇的运动中,政府动员了它们认定的“可依靠阶级”揭发打击会道门的成员。各级政府参与解散“迷信”组织,诸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佛教等组织。要求这些教会、佛堂的成员到政府登记并“悔过自新”。如不按期登记,一经查明,即予严惩。1951年政府明文颁布,对继续会道门活动者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

中国的各种宗教团体在中共的暴力迫害下瓦解了,佛教界、道教界真正的信徒们被镇压或残杀,剩下的很多还了俗,还有很多是不公开的共产党员,专门穿着袈裟、道袍歪曲佛经、道藏,从这些经典中为中共的运动找根据。

正教被毁,乡村地主、绅士阶层、城市商贾被杀的杀、关的关,剩下的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3)思想改造,无神论占据学校

中共对知识分子精英的改造、镇压、剿灭也有着系统的安排。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等院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始于中共建政初期。中共对民国时期的教育专家和高级知识分子当然不放心。苦于没有他们大学开不成,技术人才也无法培养,所以中共采取了所谓院系调整的办法。它们直接取消宗教教会大学,因为宗教信仰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并改造私立学校,及取消原大学里的哲学、社会学等院系,因为这些院系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有思想、有研究,具有一些自由理念,对中共政权构成极大挑战。同时中共全面照搬苏俄教育系统,改变民国时期尊重思想和学术自由的教育系统,强迫进行思想改造,把高等院校师生都培养成听中共指挥、只重技术、无神无信仰的一代。

从1950年到1953年,经过院系调整,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在高校中所占的比重由1949年的24% 降至1952年的11%。一大批历史悠久的优秀综合性大学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和地位,被改为工科院校;新设工科院校剧增,“向苏联学习”得到了彻底的贯彻。

采用“美国模式”的人文学科,在民国期间,产出了一批有相当影响和水准的学者,历史学、哲学、社会学都不乏人才。这些受“英美自由主义”影响、教育的人文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自然地被打上“小资产阶级”的记号。非马克思主义体系的那些人文学科被停止或取消。其中的社会学在中国大陆彻底消失。

院系调整的另一个目的是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大学各科系及其骨干教师,割断了原来教授与学校的历史联系,也就大大有利于共产政权对知识分子的掌握和驾驭,从而有利于共产极权的建立和巩固。

原北大校长马寅初于1951年10月23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北京大学教员的政治学习运动》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必须按照国家的需要,彻底地调整院系,……而要达到这一目的,一个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要……自觉自愿地进行了思想改造。”一句话,进行院校调整就是为了思想改造。

这次通过院系调整对教育专家、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可以算是中共建政之后强迫知识分子就范的第一次行动。

4)镇压知识分子,强迫全民说假话

在1949年以前,中国有大约200万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中一些人留学西洋,但还是继承了一部分传统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中共当然不会放过他们,因为作为“士大夫”阶层,他们的思想对民间意识形态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1957年,中共使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号召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其意在于把他们中的“反党分子”诱骗出来。中共称“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决不秋后算账”、“言者无罪”,这些表演颇见成效。当时著名的知识分子章伯钧、龙云、罗隆基、吴祖光、储安平等都中肯直言,指出中共各种弊端。但一夜之间,风云突变,反右斗争开始,他们都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一场反右斗争划定了55万名“右派分子”,27万人失去公职,23万被定为“中右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们饭碗被抢走,生命难以为继,只好小心翼翼,忍辱生存。

这一运动除了让知识分子遭到迫害之外,也向全体中国人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在共产党的统治下,谁说真话,谁就面临悲惨下场。更有甚者,在历次运动中,中共要求全民必须参与“揭批”,连人们“保持沉默”的权利都剥夺了。

说假话可以说是中共党文化里最具“中共特色”代表性的恶行之一。中共通过多次政治运动训练中国人用党文化思考问题、处理事务,使世人习惯说假话,对一切虚伪、谎言、造谣、颠倒是非不但心安理得,而且趋之若鹜。

时至今日,中国大陆到处可见的假烟、假酒、假药、假食品、假文凭、假结(离)婚等,无处不在的造假之所以能够出现和泛滥,不能不说是从人们习惯说假话开始的,一旦放弃“真”这个道德底线,还有什么作假会让人良心不安呢?

反右运动,是中共向彻底破坏中国传统道德与文化迈出的重要一步。

随着文化精英的消亡,共产邪灵截断了中华传统文化一代又一代延绵不绝的传承。此后的年轻一代也就无从得到来自家庭、学校、社会、邻里潜移默化的教育和熏陶,变成没有文化的一代。

经过三反、五反、镇反、思想改造和院系调整及反右等一系列精心安排的摧毁文化、残杀各类文化精英的运动,中国乡村、城市那些支撑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英人群基本被毁。同时唯物论、无神论、党文化培养的新一代已经成熟,他们带着暴力思想、行为开始进入角色,进行摧毁神传文化的下一步安排。

5)将人改造为“非人”

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发出,中共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毁坏传统文化的运动,即文化大革命。8月,以高干子弟为骨干的北京市部分中学红卫兵在北京市进行大规模的抄家、殴打、屠杀等活动,1966年8月下旬在北京市各城区造成上千人死亡,酿成了所谓的“红八月”。

中共在文革中的暴行在《九评共产党》一书中多有揭示,我们在此需要关注的是这些暴行从文化层面对中国人造成了何等的伤害。

仅举北京市大兴县的屠杀事件为例。自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人民公社共48个生产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家庭被杀绝。杀人方式有的是用棍棒殴打,有的是用铡刀铡,有的是用绳子勒死。婴幼儿则一条腿被踩住,另一条腿被劈开,从而被撕成两半。

这种暴行实施者的丧尽天良、人性灭绝自不必说,旁观者也需要放弃“恻隐之心”才能忍受下来,也就是必须背弃中国文化中的“仁”的价值。

古人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这种“非人”行为是中共所极力鼓励的。很多人就是因在屠杀中“表现好”而得以入党。仅以广西一省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就有九千多人是杀人后入党的,有两万多人是入党后杀人的,还有与杀人有牵连的一万九千多人。单这一省,就有近五万共产党员参与了杀人事件。

在其后的1989年的天安门六四事件、1999年开始的“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那些杀人多的、手段残忍的,都受到了表彰和物质奖励,乃至官位的晋升。最凶残的指挥者,如罗干、周永康,则被江泽民提拔到正国级高位“政治局常委”,以酬佣其杀人、毁灭道德和文化的“功劳”。

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动用了倾国之力,使用的酷刑集古今中外之大成。除了毒打之外,还包括令人发指的性虐待、严寒下的冰冻、酷暑之下的干渴、超过人体极限的体力劳动、超长时间的剥夺睡眠、让毒蛇狼狗或成群的蚊子咬法轮功修炼者,乃至直接活摘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牟取暴利等等。

这些大规模暴行已经构成了“反人类”罪。换句话说,只要还是人,就有义务反对“反人类”罪行,而中共强迫所有人参与到它们的暴力杀人、迫害正教的罪行中来,或被动地认同或配合这些罪行,也就是让很多人丧失了识别好坏、是非、善恶的标准,而变成助纣为虐的“非人”。

神来度人、拯救人,针对的是还能被称为“人”的人。当中共强迫人变为“非人”时,就是在断绝他们得救的机会,也就是在把人推入地狱。

与此同时,共产邪灵让人们实施暴力、杀戮世人时,告诉人们杀人是应该的,人应有的善良之心必须放弃,而建立了“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的党文化理念。此类例子,不胜枚举。中共每一件恶行都在有意地为建立它们用以毁坏传统文化、败坏人们道德的党文化添砖加瓦。在党文化的毒害下,很多人变成了共产邪灵的打手、杀人工具。

4. 破坏自然

神不只是造就了人类,也为人类安排了生存的自然环境。特别是在中土神州,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及其通天的内涵,也体现在自然环境中,这正是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具体体现。名山大河中其实都有山神、河神维系着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

中国作为神选定的“中心之国”,其山川河流对整个地球生态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在中国文化中,地理风水的影响和作用实际上超越肉眼可见的空间。从高层次上看,在全球水循环体系中,中心之国也是全球淡水水脉的发源地,这里的淡水污染会波及全世界的水源。因此中国环境的破坏,可能造成世界范围的生态走向崩溃。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共产邪灵处心积虑,必欲毁坏中国的自然环境。

中原皇朝的历代圣皇明君都定时祭祀天神及山川江河之神,谦恭感恩,正常享用自然环境所赐予人类的生活所需。数千年来,信天敬神的中华子民一直和自然环境和谐相处。而共产邪灵夺取政权之后,同样是利用暴力加欺骗挟持世人不信天人合一的理念,破坏神赐予的自然环境,鼓励人们战天斗地,发挥人性中恶的一面,为了赚钱肆意破坏自然环境,使人变得狂妄自大,全无对自然环境的敬畏之心。

古人需要柴禾、建造房舍、采伐森林时,总要保护尚未成材之树,绝不乱伐。中共建政后,则普遍采用毁灭式、破坏性的采伐手段,为眼前利益不顾后果地毁坏森林资源。如长白山地区砍伐森林时,不成材的照样砍倒,即使是只有一寸粗的小树也不能幸免,被砍倒用作扫帚把。很多地区整片整片的森林被“剃头”一样毁掉,植被消亡,水土流失,其结果当然是各种灾害接踵而来,或曰“天惩”,而中共培养出来的无神论者对此自然不会承认。

宇宙、地球、人类整个环境是循环的。人在生命轮回中,当道德高尚时,没有多少业力,轮回转生后对自然环境也没有多少坏的影响。但当人们业力积攒越来越多时,也终会将业力带到生存环境中,影响周围的一切,沙漠化就是恶果之一。

中共建政以来,人们道德迅速下滑,业力剧增,无度地挥霍、浪费自然资源,毁坏自然环境,中国大好河山疮痍满目,沙漠面积急剧增大。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每年有156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沙漠吞噬,70年代至80年代,扩大为2100平方公里,90年代,达到2460平方公里,到21世纪已超过3000平方公里。内蒙古历史上曾经有五大草原让世人称道,如今有三个已经基本消失。乌兰察布草原、科尔沁草原和鄂尔多斯草原,三大草原的大面积退化沙化,只用了20年。河北怀来县人称“天漠”的飞来沙漠现在离北京仅70公里,北京或许就将是下一个消失在沙漠中的楼兰古城。

中共任意乱砍滥伐,堵河填海,与天斗、与地斗,已然破坏了神为人生存所创造的环境。各种灾害越来越多,江河泛滥、阴霾毒人、沙尘滚滚;干旱断水、工业污染、地脉水脉被断、极端气候频繁出现,屡创纪录;更有诸多可怕奇怪的疾病夺走世人生命,真可谓触目惊心。

5. 毁灭文化

从暴力杀戮精英阶层、暴力摧毁人类赖以生存的精神、物质环境,到暴力毁灭人之所以为人之传统文化,都是共产邪灵有计划、有步骤地毁灭人类的安排。

1)毁物质载体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破四旧”的邪火烧遍中华大地。寺院、道观、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破坏殆尽。

王羲之写下流传千古的《兰亭集序》的兰亭不但被毁,连王羲之本人的坟墓也被毁掉,吴承恩的江苏故居被砸,吴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苏东坡亲笔书写的《醉翁亭记》石碑被“革命小将”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这些中华文化之精华经过数千年的承传积淀,一旦毁去即无法还原。

北京城建于大元朝,元世祖忽必烈让丞相刘秉忠按天宫布局,取乾坤之象建成。整个北京城浸透了儒、道、佛之思想与文化,大都城门和大殿名称多出自于周易乾坤之象,庙宇、寺院、殿堂皆按天象安排所建。

北京有名的四合院,大院套小院,不光别致,还有乾坤结构寓于其中,有些正房俨如庙堂。曲径通幽是对北京小巷最好的描述。穿过幽径进入四合院后,豁然开朗,别有洞天。如此精心打造的人间建筑瑰宝,将人们心中对神佛和上天的信仰、天人合一的传统理念与周围环境、建筑融为一体,实为绝世之作。但是绝大多数的四合院都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及其后的所谓开发建设中毁掉。

文化大革命之前,北京尚有500余座古庙、殿堂、寺院,文化大革命破四旧之后,几乎全毁。所有这些,不止是毁坏了信徒们祷告及修炼的场所、古代天人合一的建筑,更把人们心中的正信、天人合一的传统正念一起毁掉。世人可能对此不以为然,觉得与我无关,其实共产邪灵无孔不入,从肉体消灭到思想污染,再到破坏正教修炼环境、场所,它斩断了中华文化、道德、信仰绵延几千年的传承。

中国几千个城镇,历史悠久,每个城镇都有城墙、庙宇、寺院,文化古迹处处皆是,挖地一尺,看到近代古迹,两尺、三尺、二十尺,历代古迹,数不胜数。

宇宙中,人世间,各种理论、信仰、文学艺术形式、建筑、风俗等等都有其人类空间的显现及另外空间存在的形式。一个人读一本书,做一件事,不算什么,当千千万万个人都在读同一本书,做同一件事,有同样所想,就会在另外空间形成巨大的物质场,并支持表面空间这件事、这个形式、建筑、风俗等。如果没有这个背后的场,这个空间的事物、建筑、形式等也就不会有多大能量。这也是为什么西方相信的13日、星期五的组合不吉利,但其对东方社会则没有什么影响;而东方的风水宝地风俗等也对西方没有很大影响,因为其背后的场在另外社会中不够强大。

古庙、老城、寺院、古迹等经过千百年及千万人的同一信仰、关注,有其背后强大的物质因素,特别是正教的殿堂,开光后有觉者的加持,保佑一方生灵、民众。当这些器物、建筑被毁,其背后的场以至高级生命也无法继续驻留。所以毁掉的不只是表面建筑、形式及其背后天人合一、加持人类空间正念、正信的正能量场,还有觉者离去而失掉的佑护。

同样道理,即使重建这些古迹、建筑,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建立强大的正能量场,请回高层觉者加持、佑护。近些年中共又大兴土木,重建寺庙、修复古迹,但为的是欺骗、赚钱、造假,或装门面,那结果只能是招来邪灵、烂鬼、负的能量场占据这些地方,给世人反而带来无穷祸害。

共产邪灵深知这些,所以它们要毁掉城市文化精英、乡村绅士阶层,败坏世人道德,同时毁掉寺庙、神传文化古迹、传统风俗、文学艺术形式、文物、字画、书籍、传统民居等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及精神支柱。

2)坏精神支柱

老子留下的五千言《道德经》,是道家修炼之经典,老子被奉为道家始祖。但文革中老子被批为虚伪,其《道德经》则被称为封建迷信。

孔子周游列国,讲述“仁、义、礼、智、信”及中庸之道,修订先皇治国理事、入世为人准则之六经,因此被后世称为“至圣先师”。文革中孔子被批,被称为孔老二,仁、义、礼、智、信、中庸等被暴力、斗争、造反有理代替。1966年,康生让北京造反派头头谭厚兰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率领红卫兵到曲阜,“造孔家店的反”,大肆破坏,烧毁古书,砸毁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历代石碑近千座,捣毁孔庙,破坏孔府、孔林。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还刨平孔子坟墓,掘开其他孔氏后代的坟墓,曝尸批判数日后,将其焚毁。

这已经不是简单毁坏典籍和文物的问题,因为这些典籍文物中承载着深厚的中华文化和传统价值。如果对传统文化有着丝毫的敬畏,这样的破坏都不会发生。这样的破坏如此暴烈、彻底,乃是中共已经将对传统文化的仇恨深深植入了“红卫兵”的心里。

中国古代曾发生过“三武一宗”灭佛事件,每个灭佛的皇帝或被人刺杀,或暴病而亡,信神者都知道那是灭佛的报应。后周世宗柴荣曾亲自拿大斧子砍大悲寺观音菩萨像的胸口,最后自己死于胸部疮口溃烂。那些在中共的煽动下毁佛毁道的年轻人,如不能忏悔赎罪,会有怎样悲惨的遭遇呢?

在这场狂飙突进的“破四旧”中,不知道多少人造下了会下地狱的罪业,这正是中共想要的结果。

6. 邪恶之最

1)迫害法轮功

文革后期,人们渴求身体健康,开始了健身锻炼。古老的五禽戏、太极拳、易筋经等传统功法悄然兴起,很快掀起了气功热。1992年5月,李洪志先生传出了以信仰“真、善、忍”为本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大法至简至易,从祛病健身开始,仅短短几年,经口耳相传,就有上亿人入道得法,遍及中国,洪传全球。

法轮功归正人心,法轮功学员修心向善、努力净化自己、重回对神佛的信仰,被邪灵视为眼中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法轮功的传播带动了整体社会上的信仰重建和道德升华,且“真、善、忍”的理念也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随着大法洪传,更多世人走进修炼,势必让人类走回正道,让江山重归清明。

中共邪灵的终极目的是通过毁灭文化、道德来阻断人得到创世主的救度,自然将法轮功视为第一大敌。

1999年7月,中共邪党前党魁江泽民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对法轮大法及其修炼者的全面迫害。大法善待所有众生,包括负面生命,也曾一再给它们机会,让它们放弃敌对,获得新生。但共产邪灵执意与大法及修炼者为敌,必然是自掘坟墓。

它动用所有媒体、公安、武警,造谣污蔑、逮捕、监禁大法修炼者。江泽民在部署迫害法轮功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狂妄地宣称:“我就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

如果没有共产党几十年的杀戮积累的恐怖和整人经验,迫害法轮功能这样就搞起来了吗?法轮功学员修心向善,身体健康,当时有上亿的法轮功学员,每个学员的亲朋好友加起来,那是多么巨大的一个群体。为什么说打压就能打压得了呢?江泽民下令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 正是中共积累几十年的邪恶的总爆发。几十年的杀戮造成的恐怖环境,让中共不需要大规模公开地杀戮,也能把这场迫害搞起来。

共产邪灵有效地用经济手段捆绑自由国家,使其无法制止中共的迫害政策,同时隐蔽地实施暴力杀戮和迫害。难以计数的大法修炼者无辜被判刑、关押、残杀,甚至被活摘器官,但却不被很多世人所知。很多世人在邪党多年高压、洗脑、杀戮中噤若寒蝉,变得麻木不仁,对迫害视而不见,甚至违心地顺从、参与迫害而不知自己已被捆绑走上毁灭之路。

我们想特别请读者注意并思考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很多被关入拘留所、劳教所和监狱的大法弟子遇到过类似的要求,尤其在迫害的初期,也就是只要他们签下一纸不再修炼的“保证书”、“悔过书”和“揭批”法轮功,就立刻停止酷刑折磨,甚至有的直接释放回家。

这种现象的古怪之处在于,在过去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打击者即使低头认罪,也仍然继续受到批斗、关押、虐待乃至死刑,完全身不由己。而法轮功学员是否遭受酷刑甚至获得自由却似乎是自己可以决定的。难道中共变好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对所有坚贞的法轮功修炼者,各种超越人类语言能够描述的极限的酷刑就被轮番使用。从酷刑的种类、程度和广泛性来说,中共的残忍邪恶没有丝毫的改变,甚至变得更坏,但只要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中共就似乎网开一面。这恰恰再次证明了中共的目的是为了真正地毁灭人,不仅要毁灭人的肉体,更要毁灭人的灵魂。这一方面是出于邪灵对神佛的仇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法轮功的传播带动了整体社会上的信仰重建和道德升华,且“真、善、忍”的理念也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作为通过毁灭文化、道德和阻断人得到创世主救度为终极目的的中共邪灵来说,当然将法轮功视为第一大敌。

2)活摘法轮大法修炼者器官

共产邪灵集古今中外邪恶迫害手段之大成,更超出这一切手段之外,直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用人类星球上从未有过的最邪恶手段迫害、虐杀法轮功学员。

在共产邪灵的眼中,法轮功修炼者坚定的信仰和无畏使它们过去很多得心应手、百试不爽的迫害手段失去作用。尤其对那些它们转化不了又无计可施的法轮功修炼者,活摘器官就成为了中共迫害的重要手段。其巨大经济利益不仅能维持迫害,还吸引全世界的人为了活命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用钱买活体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器官,其实也在帮助中共杀人害命。这同样也是邪恶所要的,即进一步达到毁灭全世界人的目的。

2006年7月7日,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与加拿大前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首次发布《血淋淋的器官摘取:关于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Bloody Harvest, The killing of Falun Gong for Their Organs)。该报告以18种证据证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犯罪是真实存在的,并称之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经国际调查员通力合作,2016年6月《“血腥的活摘器官”及“大屠杀”更新调查报告》发表。该报告以680页的篇幅、近2400条参考资料,揭示了中共活摘器官犯罪的真实性质和骇人听闻的规模。

2016年6月13日,根据所有这些调查、取证,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343号决议案,谴责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要求对中共器官移植滥用问题进行可信、透明和独立的调查。自由世界终于开始认识到了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大法及其信徒们的邪恶程度。

结语

在过去一百年中,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害死了超过一亿人。在苏俄、在柏林墙下有多少冤魂仍在游荡,得不到超度;其它共产政权在苏俄及中共支持下杀害了多少本国人民!柬埔寨那么小的一个国家,却有几百万人民被波尔布特共产政权虐杀,万人坑里的累累白骨记载着共产红魔的杀戮恶行。最近的朝鲜共产极权党魁更在光天化日下,虐杀包括自己亲人家属在内的党内及普通世人,还以核大战来威胁世界。共产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部的杀人史,每一页都染着世人的血迹、都记载着共产邪灵百年来一路暴力嗜杀的恶行。

本章梳理中共充斥着暴力杀人和毁灭文化的历史,并不只是揭露这些屠杀和破坏本身,更要说明这两种手段都是共产邪灵用以毁灭人类的手段。同时揭露世人看的到的表面后果和世人暂时还看不到的可怕结局。

在这传统文化被毁、道德败坏的大潮中,很多世人随波逐流,已经失去了最后能听懂神的教诲的能力,面临着彻底被毁的结局。但有多少世人意识到大劫在即?

中共邪恶罔顾神的慈悲,一意孤行,已然走到了邪恶至极的最后一步。善恶终将有报,邪不胜正是宇宙间永恒的真理。对世人来说,保持纯真、善良本性,坚守神为人类定下的道德规范、思想品行,重新走回传统之路才是世人能走过生死大劫的保障。

第四章 共产邪灵 毁人不倦

引言

文化大革命后,共产党为了解决自身的生存危机,采取了所谓“改革开放”政策。一夜之间,共产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勒紧裤带闹革命”到“一切向钱看”,仿佛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表面上看,共产党已经改弦更张,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解体更让很多人松了一口气,认为共产主义对人类的威胁已经过去。果真如此吗?

中国社会的姓资姓社,对世人而言似乎相当重要,对共产邪灵来说其实无关宏旨。本书一再强调,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学说、一种社会制度、一个失败了的尝试,它是一个邪灵,其目的是通过毁灭文化、败坏道德来毁灭全人类。只有把握了“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这一主线,才能透过纷繁复杂的表象,看清邪灵毁灭人类的路线图、计划书、流程表,甚至操作手册。

杀人转入地下,毁人一刻不停。共产党有时让人死,有时让人活;有时让人匮乏饥馑,有时让人肥得流油;忽而让人禁欲,忽而让人狂欢;一会儿破坏文化,一会儿“恢复传统”;一会儿姓社,一会儿姓资。究其实质,毁灭真正的传统文化,败坏人的道德,让人反神、变成非人——这才是共产党万变中的不变。

共产邪灵由“恨”构成,为了毁灭人,它带领被其欺骗了的人反神、反传统、反文化、骂祖宗。

共产党除了“一路杀”,还有一个“骗”。这个“杀”和“骗”对应着共产党常说的“一手硬”、“一手软”。归根结底,“杀”和“骗”都来自于共产主义的二元核心──“仇视神佛的无神论和斗争哲学”。“杀”和“骗”相辅相成,“杀”中有“骗”,“骗”中有“杀”。

说起“骗”,共产党实施的是从微观到宏观的一揽子“骗”。从人心灵深处的理想,到是非善恶标准,再到表面做人的底线,处处都是骗。骗钱、骗色、假烟、假酒、毒米、毒奶都是小儿科,这些都是共产党败坏道德之后的必然结果。共产党为什么能骗得了人?人们只是为了就业、提干、发财、包二奶就被骗了?当然这样的人大有人在,特别是堕落到钱色本身就成为了信条的今天。但是,当初不是也有一些有钱人家的子弟“抛家舍业”去参加共党闹革命吗?

人都有神性的一面。那些超越常人的理想和归属——佛家的彼岸,道家的归真——这种神性的内涵是神造人时就注入人的生命的,那个向往本身就与生俱来地存在于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共产党就利用人美好的愿望来欺骗人,用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这些感情来迷惑人,用解放全人类甚至人类共同体之类的概念引诱党的领导者和其周围的人,因为除了江泽民这样绝无仅有的真正邪恶生命,任何党魁也是人,也看不清共产邪灵,也是共产主义的受害者和执行者。邪灵正好利用他们的抱负、哪怕是为人民的理念,行大骗,骗走的是人心灵深处的神性和理想,劫持了人原本就有的超越自身物质身体的神性,如同铁路换轨一般,把人的心灵深处对神性追求的回天之路骗换到共产党的“人间天堂”之地狱通道。在共产党的旗帜和倡导下的作为,其实是邪灵的运作,逃不出邪灵的安排,躲不过邪灵的最终目的。

共产邪灵知道,人总有明白的一面,有明白的时候,要想包住这个天大的谎言,就必须用强制手段来维系,用更大的谎言掩盖这个谎言,“一路杀”、“一路骗”就成为了必然。

为了毁灭人,它搞乱社会,淆乱人心,因此共产党也捏紧一个“斗”字诀。煽动流氓无产者斗地主是斗,挑动“红五类”斗“黑五类”也一样是斗。为了斗,就要把人分成人民和敌人、朋友和异己分子。中共以专制为后盾,把坏人捧到九天之上,把好人踩到九地之下,斗的结果必然是坏人当道、好人受气。

共产邪灵毁人最为歹毒的一招是邪——邪变人心。

共产党是从人出生、成长到死亡的过程中,一直根据共产邪灵的需要来塑造人,颠覆是非善恶标准,“好的说成坏的,坏的说成好的”,叫人背弃古老的传统,生活行为越低下越如邪灵之意,毁人不倦。

在全民共产主义的“理想”幻灭后,中共又用唯物论来鼓励、怂恿全民追求金钱和感官享受。邪灵无限制地放纵人的欲望,把社会上的一切败坏现象作为控制权力、最终毁人的利器。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大崩溃,是邪灵几十年如一日败坏的结果。“堵死天堂路,打开地狱门”,中共就是这样把整个社会带到了毁灭的边缘。

1. 共产党带头反神、骂祖宗

共产主义把魔鬼美化成神,同时把神诬蔑为虚幻的想像。它知道,只有人不信神、反对神,人心才会给魔腾出空间。

1)共产党带头反神

本书第二章已经阐述了马克思信仰邪教、思想邪变的过程。列宁也是邪教信徒,他反神,崇尚毁灭。16岁时,他曾从颈上扯下十字架,向它吐口水,再将它踩在脚下。他曾说:“任何宗教理念,任何对神的信仰,……任何涉及神的念头,都彻头彻尾地惹人生厌,令人作呕。”

斯大林开动国家机器,利用国家政权来推行无神论、暴力压制其它宗教信仰,把意识形态的无神论推向政教合一的国家无神论。斯大林宣布:“任何利用群众的宗教偏见来破坏国家稳定的人,将受到至少三年监禁直至死刑的惩罚。”苏共党内的重要领导人布哈林曾如此描绘斯大林:“他不是人,而是魔鬼。”

共产党的《国际歌》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这几乎成了反神的宣言书,在共产党的会议上不断播放。

2)共产党带头骂祖宗,诋毁传统文化

《诗经‧大雅‧文王》写道:“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感念你祖先的恩泽,勤于修养自身的德行。永永远远地顺应天命,才能求得长久的福分。)

祖先是一个人生命之所从出,尊重祖先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要求。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赋予极高重要性的“尊祖”和“孝道”,其实有更深刻的来源和更重要的原因。中国作为神选定的中心之国,蒙受了神无微不至的眷顾。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无不来自于神的传授。在神人同在的上古时期,中华民族的祖先亲眼目睹了神的深恩厚泽,怀着对神的无比感恩和对神所赋予使命的无上忠诚,他们虔诚地守护着神给人的恩赐和馈赠,一代一代传承不失。

世界各国都十分崇敬他们的伟大祖先和君主。罗马的凯撒大帝、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都受到国民的爱戴和后代的崇仰。在美国南达科他州的拉什莫尔山上,四位伟大总统的塑像巍然屹立,每年接受成千上万人的瞻仰和礼敬。

仅从常识角度说,咒骂别人的祖先是对其人格的巨大侮辱,“欺师灭祖”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行为。共产党要切断人和神、祖先的联系,就要带头咒骂中华民族的祖先,诋毁、摒弃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共及其无耻文人看来,中国古代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如此侮辱自己民族的祖先,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中国人被共产邪党带领着反神、灭祖,毁灭文化,走在一条极其危险的不归路上。

中共窃取政权之前,利用对中国文化抱虚无主义态度的变异文化人诋毁中国文化。这些人未必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却起到了共产党想起到而当时还无法起到的作用。这种看似不来源于共产党的声音更能迷惑人。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鲁迅。

毛泽东说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由于中共的大力吹捧,并长期把鲁迅的文章作为中学教科书的重点篇目,鲁迅对“批判传统文化”所起作用之广、影响之巨、对传统文化杀伤之大,连正牌的共产党员也少有出其右者。直到今天,鲁迅种种不负责任、恶毒怪诞的言论仍然对中国知识分子起着巨大的负面作用。

鲁迅一生坎坷,怨恨之气盛,自称“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共产邪灵把这个“文化大流氓”的一腔怨恨引向了中华传统文化。

鲁迅对传统文化、中国历史的态度就是全部否定。在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里,他借书中人物之口宣称:中国的历史上只写着两个字——“吃人”。

3)被洗脑的人攻击传统文化

中共建政后,通过一次次的政治运动,破四旧、打砸抢,把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用“封资修”一笔抹杀。众多辉耀在五千年中华历史上的圣贤和英雄被中共运用“阶级分析”的手法进行歪批,到文化大革命时达到顶峰。

屠杀精英造成了文化的大断层。几代人经过中共的无神论和党文化灌输,对传统文化所知甚少。20世纪80年代后,中共改换手法,从暴力毁坏转向变相诋毁,手法变得隐晦,让人难以觉察,防不胜防。中共及其文人把古人矮化、丑化、粗鄙化,用来反衬中共的“伟光正”,或者为今天的丑恶现象找出“历史依据”。

按照中共的“解读”,《三国演义》宣扬“愚忠”,《西游记》是“封建迷信”,《水浒传》和《红楼梦》讲的都是阶级斗争,对其表现的深刻的伦理道德、修炼文化、天命论、轮回观却避而不谈。中共处心积虑地让人把注意力集中到古代文化的某些所谓“糟粕”上,把传统文化等同于太监、小脚、三妻四妾、宫廷斗争。

被洗过脑的文人直接骂皇帝祖宗,用“专制主义”、“封建社会”八个字把传统文化一笔勾销。他们从自己的阴暗心理出发,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搜罗出几个昏君、叛乱、冤狱的例子,为共产党的阶级史观作注脚。

人性中善恶同在,古代文化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糟粕,但它们从来不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也没有形成普遍的文化现象,但中共却有意识地把古代社会当中某些细枝末节的东西说成传统文化的主体并加以攻击。

在20世纪的文化反思中,有人把中国人的所谓“劣根性”归因于中国传统文化,这种认识本身就中了邪灵的圈套,其实中共才是造成和放大这些缺点的罪魁祸首!中国人并非先天不足,充满“劣根性”;恰恰相反,在中国历史上,神的子民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中国是令举世仰慕的礼义之邦。现代中国人行为上的疵点是背离了五千年神传文化的结果,而中共篡国后有意强化那些缺点,无限放大人的魔性,更使中国人的道德一日千里地下滑。

在共产党给中国文化造成旷古未有的劫难之后,回归传统是中华民族复兴、社会重建的必由之路。中共对祖宗、对传统几十年如一日的恶毒咒骂,使几代人都对传统一无所知、充满敌意,于是这一条希望之路也被堵死了。

2. 强力洗脑,颠倒善恶

共产党把洗脑称作“思想改造”。这种思想改造必定伴随强制手段,使人无法主动逃脱;同时还借助各种残忍的精神折磨,强制使人就范。对于中共政权来说,各种洗脑手段是让人认同接受以无神论和斗争哲学为核心的共产主义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也就是所谓的 “无产阶级世界观”,而本质上是邪灵对于每个个体生命进行心灵摧残,系统败坏中国人固有的传统价值理念。

1)以“革命”冒充“天命”

中国人传统上以“天命”衡量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当君王失德,背离敬天法祖、为政以德、仁政爱民的君王之道,天命就会更改,发生改朝换代。

以“天命”思想来衡量,共产党恰恰是逆天——既不敬天法祖,又不施仁政,其政权不合法。中共要夺取政权,要标榜其篡政的合法性,就必须把传统思想从人心中抹去,灌输以无神论和斗争哲学,把马克思那套似是而非的社会发展五个阶段理论当作真理,把中国历史强行套入其中。它据此声称,通过阶级斗争带领中国走入“共产主义”乃历史发展的必然,标榜自己篡政的合法性;同时还要把所谓“共产主义”抬高为人类的“神圣”事业,把自己标榜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其本质是要替代传统“天命”思想。

2)党定道德 以恶为“善”

道德来源于神。神永恒不变,道德标准也永恒不变。道德标准从来不该是人来定的,也不会随着人的权势而变。中共在定道德的时候,就是在篡取神位;正因为中共规定道德,所以中共可以把自己干出来的一切坏事都说成是“道德”的,才敢宣称自己“永远正确”。而中共规定的道德标准是可以随着它的需要而随时变化的。

传统的中国人无论有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都把天理良心当作普世价值。中共思想改造首先要灭掉的就是天理良心,因为“无产阶级世界观”是不承认普世价值的,不承认超越阶级的道德。共产党判断一个人的道德,是以阶级立场划分的。传统中国人认为两袖清风的官是好官。按照共产党的世界观,“反动阶级”的官,越清廉越是维护“反动统治”,越是帮“反动阶级”麻痹“劳动人民”,反而更坏。再如,中国人认为“人命关天”,见到别人生命遇到危险时,挺身相助为义行。而共产党则认为,“人道主义”前面要加一个定语“革命的”,只能对“同志”如此,对“反动阶级”越残忍越说明阶级立场分明。

这样一来只要挂着“革命”、“进步”、“社会主义”等招牌的,无论如何邪恶、无论怎样违背人的基本良知,皆成了“符合”历史潮流,绝对正确;凡是贴上“封建”、“资产阶级”、“攻击无产阶级”等标签的一切行为、思想,无论在传统思想中多么高尚,也自动成为错的、“反动”的。这样就彻底颠倒了善恶标准。虽然不同历史时期这些标签的名称不同,如有时叫“攻击党的领导人”、“颠覆国家政权”、“宣扬迷信”、“反科学”、“分裂祖国”等等,只需宣称“党”是“神圣”事业的历史选择,则一切挑战都是批判打倒的对象。这种价值判断,是所谓“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

这种世界观当然不会被中国人自然地接受。列宁也认为,即使无产阶级也不能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因此不但要给无产阶级“灌输”,更要对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进行思想改造。

中共发动了无数次政治运动,或者为了杀人立威、破坏信仰和文化,或者为了权力斗争、铲除异己,但无不以“革命”的名义行恶,以“无产阶级世界观”衡量打击或拉拢的对象。

这些运动的首要后果,除了屠戮生命之外,就是强迫放弃人心中原有的传统价值,在共产主义的架构下重建一套反道德的价值观。因为中共造成的残酷现实让人认识到,传统价值和现实格格不入,如不放弃则处处碰壁,动辄惹来杀身之祸。即便不是被直接批判打击的对象,人们也谨慎地把传统道德观念深深埋起来,不敢去想、不敢去碰,生怕不小心在言语行为中流露出来。道德观念、“天理良心”是用来指导行为的,是神给人的衡量行为的准则,这种深藏脑后的价值观已经丧失其作用,虽未完全泯灭,实际上形同死亡。这实际上也就达到了邪灵毁人之目的。

3)杀人不见血的思想改造运动

上世纪50年代,中共发动了一系列所谓“思想改造”运动:如批《武训传》运动,“思想改造”运动,批梁漱溟,批俞平伯、胡适,“反胡风”,“反右”等等。

在此之前的延安整风,以及在此之后的文革也都是大规模思想改造,而整风和文革伴随着肉体杀戮。50年代和这些思想运动同时并进的也有血腥的“土改”、“三反”、“五反”、“镇反”运动等,若被视为态度不老实或者抗拒改造,后果同样不堪设想。

中共思想改造必定伴随暴力和强制,暴力是为了造成心理恐惧,强制手段是避免受害人逃离“改造”的环境。当我们回顾那些曾经独立不倚的灵魂在历次运动中挣扎乃至最终顺服或被绞灭的过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使那些没有直接遭受肉体暴力的人,在这个过程中遭受的精神摧残也绝不逊于拳脚。

亲身经历了中共用来洗脑的“革命大学”的人总结道:“中共的思想改造意味着暴烈的斗争或化学的变化”“我们组里有一位同学说:‘这种挖思想根源的办法就好像用铁钩子掏蛇洞,掏得血肉淋漓的。’”

据作家沈从文的记载,“所有学生都被逼苦思失眠,而且很多痛哭流涕。”数学家华罗庚在批斗会上有口难辩,于是选择了自杀,由于被发现得早,得以保住生命。

4)人伦浩劫 全民遭殃

文革期间,惨不忍睹的暴力杀戮造成和平时期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然而文革间接屠戮的灵魂却更多。为祸之烈,甚于斯大林的大屠杀。

文革的特点是全民参与,人人批斗或挨斗。

斯大林在前苏联的屠杀中,把人杀死、送到古拉格集中营劳累折磨死,并不热衷于思想上的摧残;而中共在文革中,杀人手段残忍毫不逊于斯大林,受害者规模更甚:虽然每次揪斗的对象是一部分人,然而真正受害的却包括全体民众。参与批斗、折磨的,并不是秘密警察、刽子手,而是被揪斗者的同事、同窗、下级、学生、朋友、街坊邻居,不参与就是“同情阶级敌人”,属于立场不稳,马上面临同样的命运。各种凌辱、酷刑、残杀并不是发生在与社会隔绝的古拉格集中营,惨剧随时发生在人们日常熟悉的生活空间——校园中、课堂上、厂房里、居委会、各单位自设的“牛棚”……同事之间、邻居之间,同学、师生、亲友之间,乃至兄弟姐妹、夫妻、父子之间的互相揭发批斗都成为常态。人人争抢积极的政治表现,否则就有立场不清的嫌疑。越是对最亲近的人大打出手,越说明“立场坚定”。

1966年12月,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被拉到北京钢铁学院批斗。当天,胡乔木的女儿上台发言批斗父亲,喊出了“砸烂胡乔木的狗头!”虽然胡女并没有真的砸烂父亲的“狗头”,但有一个中学生却真的砸烂了自己父亲的头。当时东四一带有一家是“资本家”,“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也疯了(据《我家:我的哥哥遇罗克》)。

这种全民参与、人人批斗的运动,把以家族伦理为基础的传统中国社会价值观从中国人心中扫除殆尽,使传统社会价值完全崩溃。

这种揭批形成了一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人们竞相通过各种激进的办法向中共表忠心。越是在悖逆人伦道德的问题上跟中共一致,且将其视为“道德”,就越是社会潮流所在。因此,这不仅背离传统文化的价值,也在社会上形成了“党文化”的场。

如果人们在镇压地主、右派、“反革命”或者是今天迫害法轮功的政治运动中,可以越过道德底线而违心表态,“揭批”毫不了解的陌生人,甚至可以“揭批”亲人、朋友;如果今天的人们可以用“不参与政治”作借口而“心安理得”地漠视对同胞的摧残、虐杀,那么出于同样的自我保护心理,人们也可以“理所当然”地围观歹徒行凶而无动于衷;人们也可以在商战中尔虞我诈,走门路、拉关系,以至于为了“先富起来”而“宰熟”、制造、贩卖各种伪劣商品,乃至毒酒、毒米、毒奶粉……

3.“恢复传统”,柔性洗脑

中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文化,在中共夺权后不久就遭遇了毁灭性的破坏。山不转水转,中共今天也在喊恢复传统文化了。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一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破产,在国际上没有拿得出手的价值观。美国总统访问中国,爱挑一个中国著名大学去做演讲,跟中国的年轻人分享美国的普世价值观。反观中共领导人,他们一进入美国就成了地下党员,从来不敢去美国大学给莘莘学子宣扬“共产主义”、“宗教是鸦片”、“无神论”等所谓“先进文化”。二是出于维护政权的需要。喝着阶级斗争狼奶长大的几代人对党本身又构成了威胁,所以中共希望从传统文化中断章取义地寻找“和为贵”之类的来化解危机。三是传统文化在中国人的骨子里是有沉淀的,的确有来自民间的文化寻根需求。

正是在这些因素作用下,中共不得不到被它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存活的养分。不论中共的动机如何,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正面力量由此可见一斑。

1)没有对破坏过程来个 “逆操作”,奢谈“恢复”

要谈恢复传统,就要首先按照当年破坏的过程来一个彻底的逆操作,对当初的各种荒唐行为进行反思、清算、抛弃之后,才可谈及真正的恢复。把套在学者们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紧箍咒砸碎之后,方能站在恢复传统的起跑线上。中国传统文化是神缔造的,是半神文化,是普世的价值。抱着“无神论”如何能与建立在对神的信仰基础上的传统文化接轨呢?

于是,我们看到了御用学者们要去证明孔子、老子甚至释迦牟尼是无神论者,把孔子的《论语》解读为大家要做中共统治下的快乐的奴隶,把圣人的哲理与中共的十几大精神相挂钩,庸俗化、娱乐化古代先贤成了网络上的新潮……如果说恢复传统有来自民间的真心努力,那么在中共的管制下,这些努力都变成了为党做注脚的工具。

比如,宗教里讲的度人,有其特定的含义。出家人也自有出家人的使命。中国某宗教协会会长学习完十九大精神之后,发表了一篇学习心得,大谈“所谓度人就是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信众,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帮助他们解决生产、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困惑和问题”。听起来好像宗教就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业余工会,完全没有了出家人的道行和境界。

一边谈恢复传统,另一边仍在继续把党支部渗透到寺庙道观和宗教学院,仍在继续强调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对传统文化的指导作用。如果马克思主义高明到要指导传统文化,那恢复传统文化岂不是多此一举了吗?

2)中共恢复的儒家文化——离开了水的死鱼

被尊为“人文初祖”的轩辕黄帝是五千年前的道家修炼人。中国文化的哲学根基首推道家文化,道家文化可谓是中国文化的源头。相对于佛家、道家文化,中共最青睐的自然是儒家文化,把儒家当做无神论文化来作大力开发。其实,儒家文化本身可能没有把神佛信仰当作重点,而是着眼于人世之理。但是,孔子是生活在一个信神的时代,儒家文化是在一个有神性的土壤环境中孕育发展起来的,是以对神的信仰为不言自明的先决条件的。

孔子穷尽一生都要去恢复周礼,认为周礼能够塑造一个理想的社会。那么,为什么周礼能够塑造理想社会呢?刨根问底一连串的为什么问下来,就回到了信仰问题上了,那就是对神、对天的信仰。

孔子恢复周礼的背后是周人的宗教信仰系统,天帝授命天子(人间的王),天子代天牧民,行赏赐、主国政、用兵务农。孔子之后,汉代大儒董仲舒向汉武帝上《天人三策》,提出了大名鼎鼎的三纲五常,明辨皇帝为何要遵循儒家的“仁政”思想治理国家。他的理论基础就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论”。儒家的一切到了最后都是要到宗教信仰和神性文化中去寻找凭证的。

无神论的“天”是什么样的天呢?

中共把儒家、道家所讲的“天人相应”、“天人合一”的“天”仅仅解释为物质的天,即苍天或大自然,把神传文化“天人合一”的修炼概念庸俗化地解释为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并声称这符合了“科学发展观”。这是共产邪灵扭曲神传文化的核心价值的表现。

中华文化中的“天”,和老百姓平常所说的“老天爷”是一致的,古人称作昊天上帝,也称皇天上帝。“天”是有意志的,这个意志即“天意”,根本不是什么唯物主义的苍天。

“为什么要讲诚信?”“做好人的依据是什么?”共产党能回答这些问题吗?回答不了。来一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们会因为这个“核心价值观”的说教就改邪归正、诚实守信了吗?就连制定这个所谓“价值观”的人都知道是在痴人说梦。

离开培育出儒家文化的神性土壤来谈论儒家的道德观“仁义礼智信”、儒家的中庸文化,就像离开水来谈论鱼,是没有出路的。

3)穿古装演古人毁文化

文艺形式是共产党从来没有放松的“改造思想”工具。最近三十年中,高唱“主旋律”的文艺作品依然是重要灌输手段,但是因为党文化已在全社会立足,把党文化装扮成中国的民族文化,或者把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沉淀下来的渣滓,特别是符合了党文化的那一部分加以提炼,向全民以至海外推广渗透,无声地腐蚀传统道德文化,是文革之后邪灵在文艺领域败坏中国文化的手段。

近些年宫斗剧人气高昂,核心内容无非是幔帐帘幕之后的争风吃醋、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对共产邪灵的“斗”和“恨”做了最充分的发挥、诠释。

这些作品从创作到制作到走红并没有党委批示、指导,甚至不需要党媒的宣传,完全按市场规律运作。这种作品之所以风靡社会的原因是,邪灵早已经为中国人打造好了今天生活中这种互相倾轧、猜忌的环境了,流行文化中充斥着对权力的崇拜、对傍靠权势得到恩宠、对一夜走红、一夜暴富的向往,因而这些荧屏上波诡云谲的权术欺诈、厚黑阴谋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生存技能,人们从现实生活中能够找到对应,引起共鸣:谁的权术高明谁就能在社会或职场的残酷“竞争”中胜出;哪怕是个好人,也得具备比坏人更深的心机、算计才能战胜坏人。某网友披露,有一个同事看宫斗剧看多了,刚交男朋友,就开始跟结婚的同事请教怎么和以后的婆婆斗。人们将这种争斗手段崇拜为“智慧”。曾风靡全国的《后宫甄嬛传》走红全国之后,紧跟着一批书出版,总结其中的“智慧”,迎合众多观众的心理,如《甄嬛教会我的36则职场生存术》、《后宫甄嬛传教我的80件事》等等。

这些宫斗剧以“古装”面目出现,表现的是古代的故事和场景,但用的都是现代人的观念思维;穿着古装演古人,其实质却是现代戏,恢复起门面却毁掉了其内涵。尽管不是历史正剧,但并不妨碍人们自然地把这种厚黑哲学视为“传统文化”。这就是中共用暴力摧残神传文化,再以党文化灌输几十年之后收到的效果:让人不假思索地以为党文化的斗争哲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了。

4)最大的乱象——党的领导

中共自称也要搞传统文化之后,民间积蓄的文化寻根冲动马上就爆发出来了。不幸的是,虽然有人真心想要恢复传统文化,但是在中共意识形态的管制下,在无神论指导下追求个人利益,这种恢复只能是不伦不类,乱象丛生。在庸俗化、低级化、娱乐化乱哄哄的文化热潮中,变相地再次对传统文化进行了阉割。表面上中共也声称要整治各种乱象,但是,这些乱象背后最大的乱象就是“党的领导”。

一个不信神的党,加上“一切向钱看”的国民,再加上一个大兴寺庙的时代,凑到一起会发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呢?

“宗教搭台,经济唱戏。”寺庙已经成了一个新型的“投资领域” ,盛行承包寺庙,以赚钱诈骗为目的。在旅游景区还出现了众多的假寺庙、假道观、假和尚、假大师、假道长。导游、讲解员、和尚、道长一条龙合伙欺骗游客的香火钱、法器钱、消灾钱等,花样繁多,出现了寺庙道观乱发“信仰财”的诡异现象。经营寺庙的生意可谓财源滚滚,据报导西安一个老板手里有七八个庙,一年收入几千万。

“缺哪个神就造一个。”河北易县的“奶奶庙”很火。据称,在这个庙里可以找到人们想拜的一切“神”。想升官,这里有“官神”,想发财,这里有全身绑满钞票的“财神”,想升学,这里有皱纹深深的“学神”。如果想保佑自己开车平安,这里甚至还有握着方向盘的“车神”。奶奶庙的管理员更是霸气地称,“缺哪个神仙,随便造一个。”

方丈做起了CEO,寺庙也要打包上市,庙宇成了赚钱的好地方……在世界其它国家,有上千年的教堂,有上百年的股市,人们从来没有想到教堂与股市这二者有什么关系。在中共统治下、无神论教育下的中国,真可谓无奇不有,有些现象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

有人认为,中共没有公开迫害宗教,所以到宗教里找出路。当中共用利益和商业化的手法魔变宗教,中共控制下的宗教团体已经变成了中共的摇钱树和打击异己的工具时,这种所谓的宗教信仰也就变异成对邪灵的无神论、唯物主义的信仰。于是信仰失去了意义,信徒没有了归宿,人们断了回归的路,这时不公开迫害也达到了毁灭人的目的,中共何必还公开迫害宗教呢?

4. 堵死天堂路,打开地狱门

1)坏人捧到九天之上,好人踩到九地之下

共产党党魁的产生过程中存在一个“劣胜优败、逆向淘汰、恶者胜出”的机制,这一点已经广为人知,不烦赘言。这种“逆向淘汰机制”其实普遍存在于共产党社会的方方面面。为了全面控制社会,不让任何有传统思想的人脱颖而出,共产党控制一切社会上的重要位置,确保其邪恶政策得以贯彻。

如果中国社会是一个人体,共产党就要掐住所有的穴位和经脉。什么是穴位?社会上的重要职务和位置就是穴位。什么是经脉?人才流动的通道就是经脉。中共惯用的手法,就是逆向操作,有才干、讲道德的人不被提拔,而被打压,往下踹。拥护、追随中共的人却容易升迁,如同经脉逆行,这就造成了现在中国的社会中上层是一个中共人为制造的利益阶层。占住“穴位”的人往往都是共产党系统里所谓“根正苗红”的,或者是对共产党唯命是听的人。

很多人抱怨,在今天的中国,好人吃不开,坏人很嚣张。其实这是共产党国家的常态:好人要想吃得开,必须先变成溜须拍马、两面三刀、心黑手狠、无恶不作的坏人!有些专业人员凭自己的一技之长也能晋升到一定位置,那是因为其专业技能能派上一定的用场,但是不会有再向上的空间。而且很多专业人员本本分分,不敢也不愿过问政治。一旦他们越出共产党划定的红线,共产党就会卸磨杀驴,绝不手软!什么是潜规则?这就是今天中国最大的潜规则。

中共建政后,建立严密控制社会的“单位制度”、“户口制度”;在农村则有“集体化”、“人民公社”,像一张大网,把中国社会捆得结结实实。各个单位都有一套和行政班子平行但凌驾其上的“党务”班子。他们当中不少人都是这副嘴脸:干业务不行,整人最在行。

反之,敢于说真话、坚持原则、守本分、踏实做事、富于人性和同情心的好人,从中共建政之初就被系统地灭绝。“镇反”消灭的是国民党公教人员,其中很多是社会精英;“土改”消灭的是农村的精英;“三反”“五反”“资本主义改造”消灭的是工商业的精英;“反右”消灭的是知识界的精英;“文化大革命”把前几次运动没有消灭干净的再补上一刀;1989年天安门屠杀,杀死的是关心国计民生的“天之骄子”,迫害法轮功打压的是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修炼人。每一次运动打掉的都是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精英。

江泽民贪污腐化、淫乱成性,办正事毫无能力,却因缘际会,踏着六四的鲜血登上权力顶峰。1999年之后,一大批积极迫害法轮功、追随江泽民的邪恶之徒,包括已经锒铛入狱的薄熙来、周永康、郭伯雄和已经一命呜呼的徐才厚等,被大力提拔。在江泽民团伙看来,谁手上沾满法轮功学员的鲜血,谁就注定维护迫害政策不被翻盘,谁就是最可靠的下属和接班人。

人们渐渐看懂了:卖身投靠的,升官发财;随波逐流的,可保一时平安;正直敢言的,或举步维艰,或死无葬身之地,“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小人得势,君子束手,整个国家被搞得乌烟瘴气。

什么样的人身居高位,涉及到社会导向问题。“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选拔诚实正直的人,安置在奸佞邪曲的人之上,会使后者渐渐变得诚实正直。反之,把奸佞邪曲的人置于诚实正直者之上,只能使人把坏人当榜样,整个社会加速下滑。

“坏人捧到九天之上,好人踩到九地之下”,这就是共产党社会的真实写照。这不是共产党一时的失策或社会变革时期的失调或失范。共产党要毁灭人,就要选择坏人做它的急先锋,向地狱一路狂奔。

2)鼓吹唯物主义,鼓励性解放和一切变异现象

共产党鼓吹唯物主义,让人贪恋物质生活,追求感官享乐和精神刺激,使人受物欲引诱而迷失本心。多少人在经历了灯红酒绿、富贵繁华之后,心被外物塞满时,突然感觉到精神和生命的空虚?

很多社会不良现象古已有之,共产党“青出于蓝”之处在于,它把一切能让人放纵欲望的败坏现象当作控制权力、最终毁人的利器。

共产党对人欲望的操纵和控制,有紧有松,一紧一松,收放自如。先是连拥有一点私人财产都要批斗,男女拉拉手都是“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所有物质精神生活都限制。然后国门打开,一切向钱看,表面上鼓励追求幸福,实际上是鼓励纵欲。“土包子开花更厉害”,积蓄的欲望像开了闸的洪水,大有冲毁一切堤坝之势。

中共渐渐发现,沉溺于物质欲望和感官享受的大众其实更好控制。它就是让你的向善之心在一次次打击中死灭,让你的旺盛精力在纵欲中耗竭,让你的空余时间在赌博、网游、娱乐中消磨殆尽。

不是在禁欲中洗脑,就是在纵欲中狂欢;不是在邪教教义中着魔,就是在滚滚红尘中迷失——共产党就是不让你理智清醒地做一个人。

3)通过教育系统性给青少年洗脑

共产邪灵既然以人类为敌,就要切断人的神性之根和文化记忆。传统教育首先教做人,教给孩子对普世价值的理解和认同,以及深厚的文化修养、丰富的历史知识、敏锐深刻的洞察力,这些都是共产邪灵实现其邪恶目的的障碍。共产党掌权之后,迅速将教育收归国有,用邪恶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老师和学生进行洗脑。

文化革命当中,千百万青少年参与武斗、串联、打砸抢,后又被发配农村和边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连他们自己后来都不得不承认,是“喝狼奶长大的”。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共意识形态领域略微松绑,“新一辈”年轻人对中共改良寄予希望,但六四屠杀把他们的希望打个粉碎。进入90年代,年轻人大多是独生子女,在家里娇生惯养,唯我独尊。政治高压让他们不敢关心公共事务,有人缩入象牙塔,有人下海经商,有人忙于考托考G。自私麻木的个人主义占了上风,“闷声发大财”成了新的座右铭。

中国大陆通行的课本中所谓的“英雄”教育篇目,在西方自由社会来看完全就是恐怖分子的培训教材。有位作家直接指出,中共的宣传和教育从来没有摆脱残忍和嗜血,在教材中学习数不清的残酷的“英雄事迹”:“用胸膛堵枪眼,把炸药包托在手上引爆,趴在熊熊烈火中一动不动,直至被烧死。”

由于长期的洗脑教育和严密的信息封锁,很多年轻人对真实的历史和普世价值一无所知,中共有意地煽动起他们的民族主义狂热,一旦当局需要,就利用他们走上街头,反日、反美,打砸抢烧,任由“爱国精神病”和“集体脑残”大发作。

更可怕的是,中共洗脑“从娃娃抓起”,从幼儿园起就给儿童灌输毒素,进行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而中共的“爱国主义”教育是什么货色,大家都心知肚明。

结语

如今的中国社会,人心糜烂,社会溃败,国已不国。所谓“和谐社会”,其实质是和邪恶沆瀣一气、难解难分的社会。民间回归传统的努力被狡猾地误导,自发的人心向善被无情地扼杀。中共刻意制造的“一夜暴富”的欲望,“娱乐至死”的氛围,“过把瘾就死”的心态,使浮躁恶毒、冷漠自私成为社会的主导气氛。无论官媒如何“弘扬主旋律”,僵尸般的党话、张口就来的假话、大行其道的痞话、铺天盖地的脏话组成的众声喧哗才是“时代的最强音”。有能力的纷纷移民、弃船逃命;没门路的只好得过且过,在惴惴不安中等待明天。

房子拆掉了,可以重建。家庭破碎了,可以重组。公司破产了,可以再创业。一代人的青春浪费了,可以寄希望于下一代。甚至国家被异族征服了,只要文化、语言和历史不亡,仍然有重新崛起的一天。当一个民族的历史被篡改,文字被摧残,语言被毒化,传统文化被反反复复地破坏,人心被反反复复地凌辱、扭曲、变异,大地荒芜、水源耗竭、好人被杀戮、良知被消音,这个民族还有重新挺立的一天吗?

为了毁灭人类,中共除了大规模杀戮人民之外,还长期使用“恨、骗、斗、邪”种种手段,其骗术的狡诈让人心惊。所有骗术中最阴毒的一招是它利用了人心中的善,又愚弄了人的善,最终逼人灭绝心中的善。

人是神造的,每个人都有神性,回归产生自己生命的天国世界是每个生命的夙愿。共产主义利用了人的神性和对生命升华的渴望,把共产邪教的邪恶内容注入其中。传统宗教信神,相信神的意志或曰“天意”,共产主义崇拜虚幻的“历史必然性”;传统宗教让人回归天国,共产主义让人追求共产主义社会;传统宗教有一个教士阶层,共产党声称自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中共成立初期,一些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听信了共产党的蛊惑宣传,加入中共为其卖命。但中共是个黑帮邪教,许进不许出。这些人稍稍醒悟时,早已成为同谋共犯,只能越陷越深,难以脱身。即使在今天,某些加入中共的年轻人仍然不乏善念和理想,但在黑暗龌龊的现实面前不得不把良知抛得精光。他们中的很多人在理想幻灭和心灰意冷之时转向同流合污、纵欲和堕落。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既利用了人的贪婪和欲望(从其党的名字就可看出来——共产,共他人之产也),也利用了并最终毁灭了人的神性和向善之心。

共产邪教的特殊之处还在于,一个人甚至不需要相信其“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共产主义社会”等等教条,仍然会成为事实上的邪教徒而被邪灵附体。这是因为人在道德败坏之后,必然有一部分思想符合邪灵,那么邪灵就会钻这个空子,附上身来。有人相信了无神论,有人相信了物质是第一性的,有人相信了人死后一了百了、还是吃喝玩乐实在,有人相信了没有绝对真理,有人相信了道德都是统治阶级编造出来的谎言,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信神只需要一个坚定的正念,反神、排神却可能出于一千个不同的邪念。俗话说,从善如登,从恶如崩。道德滑下来的人顺水推舟,每一次向欲望和懦弱妥协,都会使人滑向邪魔的掌控,直到有一天难以自拔,甚至深陷险境仍然冥然不觉。这难道不是很多中国人今天的处境吗?

由恨构成的邪灵,从杀起家,靠骗扩张,以斗搅乱天下,最后用人心灵的邪变达到其邪恶至极的终极目的——毁灭全人类。在几乎所有人都被物质欲望和感官享乐征服的时候,有谁知道,邪灵正在狞笑着,给人类倒数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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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民族,中华文化是一个神赋使命的文化。邃古之初,当神创造神州大地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未来危机中的转机、绝境中的希望。末世大劫之前,能否读懂天机、听懂神言,关乎每个人的命运和未来。

第五章 邪灵篡位 文化沦丧

创世主为了最后救度众生,在中国亲自奠定了通天的中华传统文化,系统安排了传统文化各个领域的通天(神)因素。破坏这样的文化,也就切断了人和神之间的联系。当今中国人的“文化”与祖辈传统已经大相径庭。邪灵把中华传统文化整个偷换为无神论的思想体系,使人的文化失去了根,传统价值不复存在,与神相通的因素被破坏。毁灭这样的文化,就能直接毁了人。

本书已经向读者揭示了共产红魔在物质层面上对人的“杀”、在思想层面上对人的“骗”。这一章将揭示共产党在超出人能看见的更大范围,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彻底颠覆和毁灭。

1. 偷天换日,篡上神位

1)中共篡上神位

神仿照自己的样子造了人,因此每个人都有神性,具体表现在人有求真、向善之心,有生命升华的需要,有返回天国家园的渴望。与此对应,每个文化在其结构中都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有的民族称之为“道”,有的民族称之为“神”。我们称这个位置为“神位”。

共产党在人间篡夺政权后,用暴力毁灭了中华文物。但是,中华文化中的神位,不仅是神奠定文化时建立的结构,也是神造人时赋予人的内涵。这种通天的安排要拿掉非常不容易。在共产党长时期“排神”的运作中,由恨和宇宙中败坏物质集合成的邪恶灵体,或曰“共产邪灵”,偷偷附上了人心中和中华文化结构中被劫空的“神位”,冠冕堂皇地冒充起“正神”来。

在这个“神位”上,共产党成了“真理”和“道德”的制定者。它推行无神论,强制人们忘掉自己的神,让人们认为自己没有根,就是这一生这一世,死后一了百了。共产党让人不把自己轮回转世的生命当作真正的生命,不承认和神的渊源关系。在神还没有放弃人的时候,共产党就强迫、诱骗人先排斥神,人类因此被推向了毁灭的边缘。这个天大的阴谋,邪恶至极。

共产党宣扬“无神论”,不仅要否定人的生命来源于神,还有一层含义,是掩盖它自己不是神而是“邪灵”的真实本质。具体而言,有两个方面:

第一,人如果相信有神,就相信有魔。在任何一个宗教中“上帝—撒旦”和“佛—魔”都是对比着出现的,因为神度人的时候必然会告诉人:人会在信仰中遭到磨难,这些磨难很多都是魔的诱惑。因此共产党就告诉人“没有神”,这样也就等于告诉人“没有魔”,从而掩盖了它是魔的真相。

第二,当人不相信有神的时候,人就放弃了神的拯救。这样,即使神要救人,人也不接受,神最终被迫放弃人。这时候人自然就落到了魔的掌中。

文革后,中国人在反思历史中,也认识到中共党魁被捧上了神坛。这是非常表面的认识——党为什么能把党魁捧上“神坛”?这个现象的实质是:共产邪灵篡夺了中华文化中、中国人心中原本属于神的位置。

世上遭受无数痛苦的民族,无一不是因为过早地背离了自己的神。没有神的护佑,苦难如影相随,前途一片黑暗。

一个人被邪灵附体,痛苦至极;一个国家被邪灵附体,国家的主宰在邪灵手中,民族的大脑被邪灵掌控,这个民族必定万劫不复。就连邪党的党魁们也逃不脱和其他人一样悲惨的结局。因此认清邪灵、抛弃邪灵是人类的共同使命。

2)毁灭通天的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从其发端就蕴含通天的真机,为将来得救的世人能够明了神的开示做了周全安排。“伏羲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帝王世纪》如是记载伏羲氏创制书契(上古文字)和八卦。五千年历朝历代,神带领中华民族不断充实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博大精深,充分体现了神的眷顾和护佑。

人是神的子民,神的造化。一方面,人的外在形体、内赋秉性是神按照自己的特点造的。人伦价值来源于神,人应当修德敬天,顺天意而行以报天恩;另一方面,人体是个小宇宙,《黄帝内经》中论述了人体内以五脏为核心的五大系统,通过五行和外部世界各方各面的宇宙对应,即“人之合于天道也”。人顺天道修炼可以养生,甚至得道回归神的天国。这是贯穿中华文明的修炼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是通天的,人体、阴阳、五行、八卦、太极、河图、洛书、中医、文字、音乐……都是和宇宙全方位的构成相对应的,人称“全息”。懂的人就能看懂内在的关联,其中有宇宙范围、有天象、有阴阳、有否泰、有善恶、魔要捣乱、恶运降至、神要救人、人要选择等等。

共产红魔在破坏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也从人身上开刀,把人的心灵、生活、知识一刀刀与神切断,让人糊涂迷茫,不愿看懂甚至愿意也理解不了通天文化的内涵。红魔的目的和手法都是在切断人和神的联系。人如果无法理解传统文化的内涵,道德标准就会丧失,人类的行为就会变异下滑,直至被淘汰,这就是红魔达成其终极目的的方式。

3)敬神祭天的生活方式被铲除

共产邪灵窃据神位以后,全面地重新安排了人的生活内容和方式。

中华传统中,祭祀敬神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其重要性排在军事之前。敬神是几千年中华传统中最显著、最重要的文化现象和生活现实。

对中国人而言,神无处不在,从生老病死、婚嫁姻缘、生儿育女、学业仕途、福禄运势,万事之吉凶成败,都有不同层次的神祇在安排。故曰“三尺头上有神灵”。诸神之上,是“上天”或“天帝”、“上帝”。“天帝”在古代中国是专指宇宙的“至高神”,即“创世主”,而非众神的泛指。

所以,传统文化从来讲究敬神礼佛,人必须敬神祭天与神沟通,修德以顺天意,求其护佑福泽,这是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

在传统社会里,人们相信基本的社会伦理、价值观是上天给人规定的,谓之“天理良心”。做了坏事即使没人看见,“老天有眼”看得见。善恶有报是基本常识,坏事做绝的人,比如今天的毒奶粉、地沟油、见死不救等等,被骂作是“天杀的”,不但自己要遭上天惩罚,还会殃及祖宗和子孙。

中国人相信,神用永恒的天理衡量人间的一切。这种不变的天理,奠定了使社会稳定运行的基本道德价值观。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后世景仰的帝王如神农、黄帝、尧帝、舜帝,以及夏禹都在泰山举行过祭天、祭地大典,称为“封禅”。建于明永乐十八年的“天坛”,作为明清两代祭天之所,面积为紫禁城(故宫)的四倍,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祭祀建筑。

中共建政之前,庙宇、道观、祀堂、佛堂遍布中国。走进庙宇,除了慈悲的神佛像,还有威严的金刚、判官等,肃穆的气氛以及醒目的警世之言,自然而然地让人感到肃然起敬。

共产邪灵砸碎了这些让人在生活中时时和神联系着的庙宇神像,也通过欺骗洗脑让中国人完全脱离传统的生活方式。党文化用“迷信”二字断绝了人生活中任何同神有关的内容。如今“神”的概念内涵已经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被铲除。礼神的虔诚和谦卑被换成了为篡上神位的邪灵“奋斗终身”的入党、团、队血誓,连死去都被换成了见西来幽灵邪教徒马克思。人们从来没有想过,为共产邪教奋斗终生是对神的背叛,是为篡取神位的邪灵“抛头颅洒热血”。

党让人的现实和神完全脱节。中共把“神”变成了人们心中的一个空洞的概念。当“神”成了一个简单的抽象概念时,就失去了和人日常生活的联系。现在的人大概只知道,求神是为了生儿子、发财、升官、升学,殊不知往往求来的却是狐黄鬼蛇。神要救人,可人已经不认识神,却去求拜魔鬼,岂不危哉!

4)建立党文化的魔教场

只是从人中洗劫神造的一切,共产邪灵并不满足。为了实现其终极目的,它同时在人间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党文化魔教场,让人“自然”地生活在其中而浑然不觉。党从暴力杀戮开始胁迫人们生活于其中,到大“骗”让人习惯生活于其中,直到人以为世界就是这样构成,自觉地服从这个物质场的规矩和限制,想共产党之想、言共产党之言。党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前途”,人们就想,“离开了共产党,谁能领导我们的国家”;党说“反党就是反华”,人们就混淆了谁是党谁是中华。

在党国中,国人没有信仰的自由,不能自主地选择信仰。人不相信有神,不知道自己有信神的权利,共产党的邪恶伎俩得逞了。

有信仰的人都知道神度人,都有相对应的天国世界。党也模拟着为中国人造了一个党文化的生活范围,一个封闭的没有上天的人间物质环境。

党文化有一套生活准则,还有一套语言系统,全面涵盖党国的生活内容。其中有对“天堂”的重新定义,有污蔑、否定神的理论体系,有党的魔教党章,有党魔教的组织生活和规定,有实现邪灵目的的行动纲领,有“革命”指导思想,有党魔教的组织路线和干部路线,有党的魔教教职人员的称谓,有“运动”的发动和進行,有整人的操作程序,有逆道德升迁的审核标准,有违背天理良心的奖惩制度,有整人害人的培训,有洗脑的机制,有歪理邪说发布的机构,有除了日期别无真话的媒体,有装好人不像、演坏人不用装的艺术……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党重复一百遍的谎话,成了真理和前进目标。党欲征服世界的狂妄,成了国人的骄傲。党给人一个迟来的且并不合格的“小康”,人们心满意足,从财小气粗终于变成财大气粗。如果党给大家涨了点工资,印出一千元面值的钞票,明天却让人的生活质量下降,不要惊讶。党的手法从来是多变的、反复无常的,但党的本质没有变,也不会变。

党文化中还有“恐惧”。党也知道自己太坏,现在禁不住人们骂党。好吧,那就让人们小骂吧。如果胆敢真批评,高智晟等支持正义的律师就是“榜样”。在中共有限度放松的环境中,一旦触及到党不容许的边缘,就会监狱酷刑伺候。人不敢触碰党的敏感神经,不敢挑战党的脆弱底线,因为恐惧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就是到国外生活,恐惧也随身携带着不放,关起门来,躲在厕所里也不一定敢骂党。这真是一个很难逃脱的党文化物质场,甚至能够“超越时空的限制”,走哪儿带哪儿。

2. 神传语言文字与残体汉字

1)神传文字,蕴藏天机

语言和文字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世界上其它文种不同,汉字很像天上的文字,只是笔划不同,汉字的读音也和宇宙有着连带关系。

古圣王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观鸟兽之文,近观自身,远察万物,创造了书契和八卦,用来沟通神并呈现天地万物的情状。《易经‧系辞上》记载,“八卦造成后,俩俩交叠,成为六十四象而成易,天下万事都包罗进去了,没有遗漏。”后世得以通过易经六十四象了解天意。中华文化从创始之初,就是意蕴深邃、直接通天的,全面反映宇宙天地之真相,即“全息”的。易原本没有文字,被称为无字的天书。

同样,神给人留下了方便记实和使用的文字,盖因八卦和汉字二者都是对天地万物本质之全息反映,人们也可以通过测字来了解天意。黄帝时代,神仓颉参照伏羲的八卦,创制了汉字。从仓颉“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春秋元命苞》)可见,汉字和八卦同源,机理也都通天。中国人据此观察天象,了解天意,顺应天道、天时和天象的变化;推行和学习人文,教化成就天下众生,基奠连绵不绝的各朝各代文化,形成五千年中华传统文化。

中华文明生于神的造化,是与神相感相通的,内涵博大玄奥。汉字是承载与记录中华神传文化的工具,其内涵必须博大到足以承载如此高深恢弘的神传文化体系而无遗漏。东西方都有人说,中国古文字像“天书”。这是因为中国古文字的确包含天机,蕴含天地万物之道。

2)中华语言,充满神性

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的语言,和今天被共产党话和各种现代思想变异了的语言截然不同,只需比较一下《康熙字典》和《新华字典》对“神”字的不同解释就能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康熙字典》:“神,【说文】天神,引出万物者也。 【徐曰】申即引也,天主降气,以感万物,故言引出万物。又【皇极经世】天之神栖乎日,人之神栖乎目。又神明。……”

《新华字典》:“神,迷信的人称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所崇拜的人死后的精灵:神仙。神怪。神主。神社。神农。神甫。神权。鬼使神差。”

传统文化中对“文化”和“文明”这两个词,以及构成这两个词的文字的理解,也和中共字典里的解释判若天壤。

(1)文化

中国文化的“文”,由圣王演化“天文”(天象)而成“人文”。中华文化之“化”,指圣主教化万民。

新华字典:化康熙字典:化性质或形态改变:变化。

用在名词或形容词后,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丑化。绿化。

习俗,风气:有伤风化。【说文】化,敎行也。

【老子‧道德经】我无为而民自化。又以德化民曰化。

【韵会】天地阴阳运行,自有而无,自无而有,万物生息则为化。

两相比较就能看出传统的“化”和现在的“化”不仅高下不同,简直是天壤之别。中华文化中,“化”的原义,万物生息为化,化育万物。这是中华文化中包含的真机和神迹。而共产红魔把人的思想空间压缩,使其变得狭隘,也就使人脱离了文化中的神传天机。

传统的“化”在人的层面上还有“教化”之意,圣人以德化民曰化。在五千年的漫长历史中,每造成某些文化现象,神都要安排天象,要亲自下世布场,带领一代或几代人演绎实践,教会人理解其意,懂得欣赏、遵行,学会奉守,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的品格和特质。这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舜帝之“孝感天地”,三国一朝群英演绎出来的“义”,以及两宋为中华民族留下的杨六郎和岳飞的“忠”等等。

(2)文明

中华文明之“明”:照临四方

新华字典:明康熙字典:明“亮”,与“暗”相对:明亮。【说文】照也

【疏】照临四方谓之明

“明”本义中含有的“照临四方”完全被中共隐藏、抹去。文明是神传的文化给予人和宇宙共生的能力,生机勃发,生生不息。也就是说,符合天道的就繁荣、光明,就生生不息。这是神传文化的本质和机制。

因此我们理解,不是“历史上或者远古时存在过的”就是 “传统”,不是“仪式盛大”就是“文化”。合于天道、能使宇宙生生不息的文化,包括道德、伦理、生活方式,才是真正的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化。

3)中共破坏神传文字

因为汉字有通天的内涵,正体汉字承载着五千年传统文化,要切断中国人与神、与传统的联系,中共处心积虑地要毁灭汉字。从延安时期开始,中共就设立了专门机构改革汉字,夺权后又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一些所谓学者听命于邪灵的控制,要对汉字不断简化,最终用罗马拼音字取代,称为“汉字的拉丁化”。

神传的汉字是神物,简化汉字,既违背了神意,也破坏了原来汉字的神奇之力。其结果是简化汉字不伦不类,甚至带有魔性,必然会出现乱象与不良影响。

几千年来,亿万人赋予了汉字诸多情感;累代的使用,汉字已灌注、凝集、浓缩了丰富的信息,蕴涵着强大的能量,使之成为一种场的存在形态。每个汉字都浸透着各种感觉、意念、情绪、感受力与想像力,还有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人性、神性和诗性。这种能量和场对人的心理、思维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例如:看到“神”字,就会使人们升起一种崇敬和沐浴慈悲之中的感觉,也在不知不觉中约束自己,少生邪念。一提“魔” 字,就觉得恐怖与邪恶,会想到:魔王、魔爪、魔怪、魔鬼、魔掌、魔窟、魔力、恶魔、妖魔等;一说“真” 字,就感到纯真、正气和善良。一见“假” 字,就感觉欺骗、卑鄙。

简化汉字的残缺乱造的形态,和神传的文字相差悬殊,破坏了原来正体字产生的能量,也散发着简化后所产生的变异的能量。比如对“進”字的简化:“進”:辵部,加上“佳”, 即越走越“佳”之意。而当简化为“进”后,“佳”换成了“井”,越走越陷到“井”里去了。正能量变成了负能量。而一些带负能量的正体字却大多没改:魔还是魔,鬼还是鬼,偷还是偷,骗还是骗,假还是假,暴还是暴,害还是害,毒还是毒,腐还是腐,黄还是黄,淫还是淫。

中共以简化汉字为名,抽走了中华神传文化表现在文字中的灵魂和其背后约束、规范世人的正能量,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离神越来越远;同中共有意破坏其它传统文化的手法一样,进一步割断了人与神的联系。

3. 中共对修炼文化的破坏

1)传统文化中的修炼文化

中国的传统观念“天人合一”是以“天─人关系”为中心思考宇宙和人生问题,它是一种世界观和宇宙观。人相信高于人的生命形式的存在,即佛、道、神是人向往的生命归宿。

“天人合一”承认了“天”的存在,“天曰神”,亦承认了“神”的存在。“神者,天地之本,而为万物之始也。”人心中的道德良知符合了天理,这个人就是一个能与天合一的人。

人来于天,归于天──中华修炼文化源远流长。

在中国古人的眼里,“道”是万物之源、生命之源。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揭示出宇宙中万事万物都要遵从宇宙的特性及其生生不息的运行规律。 “观天之道,执天之行”,讲出了为人处事的原则,即人们的行为应该效法天道,使自己全部身心与天道自然相统一,才能包容一切,天下就会归从,也才能够长久。以佛道两家而论,对神的信仰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本身就是指导人通过修炼成佛成道。历史上很多修佛向道的大德之士修行的过程和圆满的结局本身就在丰富着佛道两家的文化。

人要探索宇宙真理,人要寻找神、寻找自己的归宿,首先要诚其意,摆正心态。神并不看重人间的贫富贵贱,只见人心。

张三丰在《大道论》中阐述修炼的道理,修道必先修身,修身必先正心诚意,天机尽泄。“吾愿后之人修此正道,故直言之。修道以修身为大,然修身必先正心诚意。意诚心正,则物欲皆除,然后讲立基之本。”重德行善,修身正心,就是修炼的根本。

对历史上的中国人来说,修佛修道,非但不是迷信,而且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修炼并非是不得志的人寻求解脱的手段,历朝历代即便是当朝皇帝享尽世间权力财富,仍然要向道修炼。黄帝向广成子求道,静修养身,在一百二十岁时乘龙白日升天;唐太宗亲迎玄奘西天取经归来,使佛法在东土大唐广传;成吉思汗三次召见道士丘处机,询问治国和养生的方法;众多皇帝也礼佛、崇道、敬天。

2)中共如何破坏修炼文化

中国历史从轩辕黄帝开始,就一直记载着从人到神的修炼文化,也就是人们知道的返本归真、修心向善的生命实践。这部分传统文化的精华,也正是共产邪灵努力破坏的对象。

共产邪灵让人们否定对神的信仰,否定人能通过修炼提升,通过让人不信神而腾出信仰的空间,才能让人们相信魔的东西。修炼要正心诚意,而傲慢是魔鬼的本性,和修炼的要求完全相反。共产邪灵目中无神,在其破坏修炼文化的过程中,专门给人灌输魔性和狂傲,不让人谦卑而鼓励人自满、自傲,比如战天斗地、无法无天,让人走向对神的悖逆、不顺服。

古时候,人要正心诚意才能修炼,在心里神性的一面起作用时,才能领悟宇宙的特性和神讲的法。共产邪灵通过破坏修炼文化,放大人的傲慢,使人進入一种与神完全对立的心灵状态。使得现代人如同收音机对不准频道,容易接受共产主义的信息,却很难理解神的智慧和教导。

这种破坏使今天很多中国人可能已经不知道,人可以通过神传给的修炼方法,真正实修成为佛、道、神。中国历史上许多修佛、修道的故事,党让现在的中国人听起来像是“神话”,神既不存在,这些神话当然是空话了;谈到修佛修道,给人的感觉就是封建迷信和唯心,要不就是“精神鸦片”。

这是共产邪灵直接切断人成神之路的阴谋,让很多有缘之士失去宝贵的修炼机缘。《西游记》写了一个完整的修炼故事,其中一句话很有意义:“夫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全此三者,幸莫大焉。”得个人身不易,有大缘分生在中土,却因为共产邪灵的干扰,不相信修炼,看不懂正法的内涵,与正法失之交臂,此生错过,悔之晚矣!

4. 富而有德 修内而安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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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钱乃身外之物。人人皆知,人人在求。壮者为足欲;仕女为荣华;老者为解后顾;智者为光耀;差吏为此而尽职,云云,故而求之。

有甚者为之争斗,强者走险;气大者为之可行凶;妒嫉者为此气绝而死。富民乃君臣之道,尚钱而下下之举。富而无德危害众生,富而有德众望所盼,故而富不可不宣德。

德乃生前所积,君、臣、富、贵皆从德而生,无德而不得,失德而散尽。故而谋权求财者必先积其德,吃苦行善可积众德。为此则必晓因果之事,明此可自束政、民之心,天下富而太平。

——李洪志(《富而有德》,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人不重德,天下大乱不治,人人为近敌活而无乐,活而无乐则生死不怕,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此乃大威至也。天下太平民之所愿,此时若法令滋彰以求安定,则反而成拙。如解此忧,则必修德于天下方可治本,臣若不私而国不腐,民若以修身养德为重,政、民自束其心,则举国安定,民心所向,江山稳固,而外患自惧之,天下太平也,此为圣人之所为。

——李洪志(《修内而安外》,一九九六年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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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人认为:“厚德载物”,德是福分和财富的根本,福分和财富皆从德转化而来。德犹如水,财富犹如船,水浅则无法载动船。“德不配位”会给人带来灾祸。对君王来说,修身重德是经世济民的根本,当君王、大臣敬神敬天,道德高尚,才能带动整个社会人心向善,使国家稳固,避免社会动荡和外敌入侵,百姓殷实富足,安居乐业,河清海晏,国泰民安。是以历代圣王皆以正心修身为本,“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传统皇朝的先皇明主,如伏羲、黄帝、尧、舜、禹、汉武帝、唐太宗,明成祖、康熙等,他们的经世济国实践铸成了五千年王者之道。

道德具有巨大的亲和力,让人向往、尊敬、亲附、躬行。舜被尧派到历山,当地人原本为争地打斗,在舜的道德感召下,一年后历山人礼让成风。舜每到一地,民风大为醇厚,人都移居到他的身边。舜走到哪里,那里一年成为村落,两年成为城市,三年堪为都城。帝尧命舜推行教化,让世人遵循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伦。民众自觉遵守,天下安宁、百姓和睦,“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史记》)

圣王治国,心怀百姓福祉。唐贞观六年(632年)十二月末,太宗视察死刑犯监狱时,想到新年将至,这些犯人却身陷囹圄,不能和家人团圆,心生怜悯。于是下令把这些死囚释放回家,规定他们明年秋天自行返回长安就刑。要求死囚守信用,无异于天方夜谭!然而,第二年九月,390名死囚在无人监督、无人押送的情况下,“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资治通鉴》)太宗以诚信教化、感召众生,即使死刑犯人亦奉守信誉,自愿返回受死。太宗对这些死刑犯人亦予减刑,传为千古美谈。

康熙皇帝几乎年年都有减免赋税的措施。如康熙十八年,淮河治理工程完工,原来的泛滥区成为良田,招纳农民耕种。康熙帝免顺天、江南、山东、山西、河南、浙江、湖广等省261个受灾州县的赋税。 当时三藩仍未平定,但那是个大灾年,所以仍然免税。不同年代,朝廷对不同的地区实行赋税减免。康熙在位六十二年间,蠲免天下钱粮共计545次,折合白银高达1.5亿两,相当于当时国家2000万至3000万两财政收入的5至7倍。

圣王不仅施惠于民,更教化百姓提高道德,道德高尚后,上天自然会赐福于人。

圣王们为子民留下千古的护佑、万世的德行。明成祖铸永乐大钟,是一口集各类古钟之大成的“佛钟之王”。它是世界上最重、最大的佛钟,钟身内外铸满佛教经咒,遍布大钟的每一寸表面,外面为《佛说阿弥陀经》等,里面为《妙法莲华经》等,钟唇为《金刚般若经》等,计有经咒十七种。

《长阿含经‧阇尼沙经》阐述,梵音有五大特点,“一者其音正直。二者其音和雅。三者其音清澈。四者其音深满。五者周遍远闻。具此五者,乃名梵音。”成祖明确表达,传播梵音的目的是“普为众生转法轮”,“普利于一切”,包括“所有十方诸众生”。永乐大钟的钟声,以其音声、音义,均恰合梵音。击钟一下,“字字皆声”,周遍远闻。钟体所铸二十三万多字的经文、佛号及梵语也随着钟声被送入人耳,直抵人心,佛法沁入人间物质大场,其醒世弘法、善化万民的功力功德无量。

从圣王之道,反观共产邪教祸国之策,我们即可看出共产邪灵摧毁道德文化的邪恶方法。以对五千年中华文化破坏最大的恶首江泽民为例。江妖泽民,集诸邪之大成,其凶险、狡诈、奸猾、狠毒、暴虐、淫乱的恶行罄竹难书。它以贪腐治国,对共产党的最大“贡献”是建立并健全了制度性的腐败。江不仅“以身作则”摧毁道德堤防,还通过提拔最狠毒地迫害法轮功的官员、最贪腐、最淫乱、最无能的小人,来狠狠打击善良,助长歪风邪气。仅它提拔的正国级、副国级、省部级官员,就有几百人因贪腐淫乱而落马;这还不算其人治下遍地的假货、毒货,包括使北京在内的许多地区环境污染至不适合人类居住的程度。江泽民发明的“金元外交”,发动的世界范围内的“贪战”,败坏了世界各国政府和官员,就像《圣经》中描写的“大淫妇”行淫,见谁就把谁拖下水。邪灵挑选它,利用这个诸邪毕集的乱世妖孽把人类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江泽民之所以能够得到大位,恰恰是共产邪灵“治国模式”的需要和安排,因为江泽民能够最大限度地帮助共产邪灵实现整体沦丧社会道德、破坏文化的作用。在江因年龄关系不得不退居幕后时,邪灵仍然安排江的人马继续霸住最重要的位置,继续打击“真、善、忍”,毁掉中国人的传统道德,最后堵死中华民族的生路。当然它也毁掉了共产党本身。江泽民以其邪恶至极的作为,扒光了共产党的衣衫,让其赤裸在光天化日之下,与此同时也为共产邪党掘好了坟墓。

5. 人伦典范与抑正崇邪

中华传统文化高度重视人的德性,古籍中描摹高尚道德、勉励人向善的篇什俯拾皆是。翻开五千年历史,仿佛来到一个丰富的人物画廊,各种性格的人物纷至沓来。这里有让人肃然起敬的圣王,有使人感佩钦服的英雄,有令人惊奇叹惋的侠客,读之者不禁心向神往。

最为意味深长的是,在史书的记载中,从很多人少时的品行容止就能够依稀预见到其未来的成败荣辱。楚汉之际辅佐刘邦夺得天下的韩信是中国古代最为耀眼的将星。楚汉时人推许他为“国士无双”“功高无二,略不世出”,后人把他尊为“战神”“兵仙”。历史记载了少年韩信受“胯下之辱”的故事。正因为韩信有了不起的大忍之心,才能够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这个故事对后人修心养德有着异常深刻的启示。

中华传统文化对“德”的重视出自神的系统安排。传统中国人认为,德是一种物质,德多就是好人,德少就是坏人。德的多少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悟性的好坏。德多、悟性好,就容易听懂神的话;反之,德少、悟性差,就不容易听懂神的话。在神来拯救人类之时,后者就处在相当危险的境地。

共产邪灵为了毁灭人类,就要破坏神传给人的重德的文化。为此,它要把恶的说成善的,把坏的说成好的,彻底淆乱人的伦理标准。中共对“千古义丐”武训的批判和对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岳飞的诋毁,使邪灵毁人的阴谋昭然若揭。

武训生于清朝末叶,一生行乞,忍寻常人难忍之事,吃寻常人难受之苦。他靠着乞讨,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修建了三处义学,购置学田三百多亩,积累办学资金达万贯。这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壮举。

武训去世后,清廷将其业绩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为其修墓、建祠、立碑。民国时社会各界以“圣人”“金刚”“义士”等称号来称颂武训的大忍苦行、兴办义学的义举。武训用行乞的一生和立志忍辱的苦行,给中国人生动诠释了传统价值中的“义”。中共篡政之前,千古义丐武训是名满天下的平民教育家,被称为“义闻千秋”“懿行千古”的第一人。

1951年中共发起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将武训定性为以兴学为掩盖手段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在中共喉舌的批判中,武训成了对“封建统治”奴颜卑膝的代表,讨伐武训不搞阶级斗争、不反对社会制度,“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文革中,武训墓被红卫兵砸开,遗骨被游街后焚烧。

连这样对任何社会只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人都要被批判打倒,可以想见邪灵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仇恨。伴随着这样的政治运动,传统的道德准则和人性中的自然善恶观在短短几十年内被彻底颠覆。

岳飞是对中华民族起着巨大精神影响的历史伟人。他的才能、品格和风骨堪称是古代武将的典范。他用生命演绎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忠”的价值,“精忠报国”的精神辉耀千古,浩然正气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2001年12月间,江泽民姘头陈至立治下的教育部篡改中国历史,拟在新版《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中不再称岳飞和文天祥为民族英雄。有人也试图按江泽民的意思“与时俱进”,把秦桧捧为忠臣,为卖国贼翻案。

“忠”,心字头上一个中,意味着心中要有不偏不倚的尺度,这个尺度是上天根植在每个人心中的崇高的道德法则。岳飞精忠报国,忠的不仅是朝廷,还有全国百姓和中华文化。邪灵对岳飞的诬蔑,让人看不懂何为忠,驱逐了人心中的正气,败坏了人伦,手法隐蔽而阴险。近年来被中共及其无耻文人篡改的历史、诋毁的古人可以说指不胜屈。

打掉了正的,中共还要把邪的说成正的。中共先后树立了大量的“榜样”“模范”“典型”,让人学习。烧鸦片烟的张思德,淫乱的白求恩,年仅14岁却被中共煽动谋杀村长的刘胡兰,下令处死自己的亲叔叔,并杀害美国传教士夫妇而被国民政府处决的杀人犯方志敏,都成了中共歌颂的对象。

中共长时期颠倒黑白的后果是人们失去了心中的道德标准,无法分辨善恶、好坏,这就为中共邪恶至极的最后一步,即对抗普世价值“真、善、忍”做了铺垫。

6. 传统艺术颂神 邪党艺术颂魔

中华传统文化常被称作“礼乐文明”。礼,是敬神祭祀。《左传》中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也即中国人常说的“天经地义”:天地神明是人伦道德的源头,礼确立了天、地、人之间的联系。乐,是祭祀中为赞美神而演奏的乐舞。乐舞演的是天经地义民行,又具道德教化之功。赞颂神和净化人心,是神传文化中艺术的根本目的。这是中华“礼乐文明”被破坏之前的真实含义。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礼记‧乐记》)“大礼与天地同节”,是指天尊地卑,礼的本质是“敬”。人与人互相尊敬,而处在下位的更应该对处在上位的生命表达敬意,因此最隆重的礼节是祭祀神明的礼节。

在祭祀时,以音乐与舞蹈等艺术形式去赞美神。《诗经》分为国风、小雅、大雅和颂。国风为民间的歌曲,“雅”为宴会演奏的音乐,而“颂”则超越“大雅”,为祭祀时的音乐并伴着乐舞,最为隆重。

黄帝时期创作的大型乐舞《云门大卷》,与尧帝的《大咸》、舜帝的《大韶》、大禹的《大夏》、商汤的《大濩》、周武王的《大武》是上古有名的六首乐舞,《周礼》中称其为“六代乐舞”。六代乐舞都是用来祭祀的,《云门大卷》祭天、《大咸》祭地、《大韶》祭四望、《大夏》祭山川、《大濩》享先妣、《大武》享先祖。周代的贵族子弟都必须学习这六首乐舞,也就是说他们必须要学会祭神的礼乐,不然就无法踏入社会。

好的音乐能够调和阴阳、涵育道德、教化百姓、宾服四夷。史前朱襄氏治理天下时阴阳失调,因而万物凋落,果实不能成熟。于是朱襄氏的大臣士达创造出五根弦的瑟,用来演奏,安定了天下众生。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玄奘西天取经到达中天竺国,国王尸罗逸多召见玄奘说:“而国有圣人出,作《秦王破阵乐》,试为我言其为人。”于是玄奘介绍了唐太宗的神武。国王很高兴,说:“我当东面朝之。”(《新唐书》第221卷)

艺术起源于神,也具有沟通天地万物、建立与神的联系的作用。东西方都有类似的传统,西方的交响乐最开始也是教堂演奏的音乐,而油画、雕塑等最开始也大多表现宗教题材。

除了颂神之外,艺术也兼具审美和娱乐功能。那是因为神在造人时,赋予了人各种情感。人容易被情感所左右,“礼”是对人情感的一种约束;但如果人的情感只受到压抑而不能抒发,那么会郁积于脏腑,造成疾病。“乐”就起到了帮助人抒发情感的作用,但要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既抒发了感情,又不会令人发狂。

共产党国家深知艺术的强大力量,因此把艺术变成了给人洗脑的工具。中共篡上神位后,也需要让人像敬拜神一样地敬拜它。人礼拜神佛,神佛会赐福于人;而人如果拜魔鬼,人就会被魔鬼所控制,而且魔鬼也会从人的敬拜中吸取人的能量,加强魔的力量。

中共强迫人们学唱歌颂党魁的《东方红》,将毛泽东歌颂为“太阳”“大救星”;“早请示、晚汇报”如同宗教的早课、晚课;古人对天发誓,变成了文革时的“向毛主席保证”;在毛的画像前忏悔、“狠斗私字一闪念”,是借用了宗教的颂神手法;将马恩列斯毛的像挂起来,让人去拜这些共产邪教的教主。文革时,“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都是以歌颂毛和共产邪灵为主题的,人们耳濡目染又接触不到别的艺术形式,因此一张口唱歌和说话,就是在向邪灵表忠心并为其注入能量。

直到今天,所谓“唱红歌”“主旋律”等,都是通过电影、电视剧、歌曲、文艺作品等各种形式,窃取艺术之名,行邪灵洗脑和附体之实。看这些影视作品、听和唱这些歌曲、阅读这些小说和期刊杂志都是堕入共产邪灵控制人思想的物质场中。如今每年中共所谓的“春节联欢晚会”,那些肉麻露骨地歌颂共产邪灵的演出,就是邪灵强化“党文化”和通过廉价的笑声吸取全国观众能量的狂欢。

艺术的娱乐功能也被共产邪灵用来引导人的道德堕落。当人理智平和的时候,就能摒除杂念而达到和更高层次宇宙信息的沟通。而当今各种让人深陷情网的靡靡之音和无度发泄的大噪之音,放大着欲望、增加着烦躁,使人无法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更无法与神沟通共鸣。

所有教人向善的书籍,都被中共视为“非法出版物”。在历次的“扫黄打非”运动中,中共“打非”不“扫黄”,各种鼓吹性乱的作品大肆泛滥。人就在这样的所谓“艺术”物质场中放纵着魔性。当人的心境处于淫邪妄念之邪场时,不可能与神明沟通,更遑论理解以神性为特征的中华传统文化。这也是共产邪灵败坏传统文化从而毁灭人类的隐晦方式。

7. 中共对抗普世价值——“真、善、忍”

历史并不是任由共产邪灵肆意糟蹋的,中华民族是有机会摆脱共产邪灵的羁绊的。古老的文化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印记实在是难以磨灭。一旦气氛宽松,那种神性就会发挥无可抗拒的作用。

1)普世价值打破“无神论”禁区

“气功热”的兴起就是中国人神性复苏的一个典型例子。看似健身运动,却打破了中共几十年的无神论禁区和僵化的思维模式。人们对于生命的奥秘有了开放得多的态度,1989年“六四”之后也没有中断在这个领域的追求。虽然“气功热”鱼龙混杂,但是向传统精神的回归引起了千千万万中国百姓的共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性命双修的“法轮功”。

法轮功明确提出了“气功热”背后的因素,点明气功就是修炼,揭开了人体、宇宙、另外空间和人与高层生命之间的奥秘,并揭示出一切物质中从微观到宏观都存在着“真、善、忍”这种特性,做人的目的就是返本归真。

中共几十年的无神论灌输和对传统文化的破坏,仍然没有完全泯灭人们心中那份久远的渴望。靠人传人、心传心,几年间上亿人走入修炼“真、善、忍”的行列。“真、善、忍”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普世价值。世界上哪个民族会排斥“真、善、忍”呢?更重要的是,法轮功的洪传,不是靠一场运动强推。在“真、善、忍”的感召下,如此众多的普通民众自发做好人,这是1949年以来的第一次,对社会道德回升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并非人人都炼法轮功,但是当你的同事、家人或者你的领导、下属都在炼法轮功时,他们的言行是不是会对你的周围产生正面影响? 他们不贪不贿、生活正派、为人正直、兢兢业业、无私奉献,这样的群体在社会的各个阶层里,必然有让道德回升的积极效果。

2)中共邪教和江泽民相互利用,挑战普世价值

可悲的是,共产邪灵自然不会袖手旁观。它在安排其毁灭人类的计划时,也选择了一个能够在这个时候干出天大蠢事恶事的家伙,那就是江泽民。曾被历史学者公开举报“二奸二假”的江泽民,对“真、善、忍”怀恨在心。

道德回升,社会稳定, 对于当时当政的江泽民来说,不是天赐良机吗?然而,江极度膨胀的权力欲、阴暗霉变的妒忌心和爱整人的小人心理,被邪灵看中并推上位。于是中共和江泽民相互利用,发动了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众的全面迫害。

共产邪灵在长期运作中,在中国人身上填入了一层“恐惧”的物质。不甘心几十年的铺垫就此化为乌有,它要重新唤醒人们对政治运动的深度恐惧。因此,迫害“法轮功”一上来就是举国上下的舆论大批判,动员所有人都起来“表态”“揭批”——大会小会,从政治局到居委会,从军委大院到小学生课堂——电视、报纸、广播,还有过去没有的互联网,连轴转地造谣抹黑。一时间是铺天盖地、昏天黑地,一副“文革”再现的态势。中共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要把人们逐渐淡忘的记忆重新唤起,要把几十年血雨腥风的记忆重新唤起,要把共产党杀人如麻残酷无情的记忆重新唤起,要绑架人和它一同站到“真、善、忍”普世价值的对立面上。

在打压“真、善、忍”的过程中,中共使出的招数全都是“假、恶、暴”的。相对于历史上其它的政治运动,这一次涉及的人数之广前所未有,针对的又是最平和的、没有任何政治诉求的、有自己信仰的修炼人。有信仰的人是最坚韧的,而且是在中共开启了国门、期望招商引资、处于国际社会聚光灯下的时候,那么打压这个群体将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中共要打压,就是使出几十年来积累的整人经验和力度都还不够。可以想像,中共是动用了怎么样的造谣抹黑、煽动仇恨的手段,动用了怎么样的人力和财力,动用了怎么样的龌龊行径来欺骗国人和国际社会!西方财团对大陆的投资输血都成了中共用来打压的本钱。

目前世人还无法估量中共这场迫害世人良知的罪恶运动给人类造成了怎样的巨大损失。如果将来某一天,有人出来揭发,江泽民曾经利用军警,把五百名法轮功修炼者集体投入某钢厂钢水沸腾的炼钢炉,看着这些个只想修心向善,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好人,走在道德升华的神路上的真正好人,被钢水活活烧死,五百个鲜活的人被上千度的钢水灼烧每一寸肌肤和身体,直至从人间蒸发!真是这样的话,大家会惊讶吗?当然,也不用惊讶,江妖之邪、之恶就能到如此程度!能让选择利用它的邪魔都震惊!其毒胜于蛇蝎,罄南山之竹难述其滔天罪恶之万一。以江泽民邪恶至极的本性,干出这种肆行暴虐、人神共愤的事,只有人想像不出,而没有它做不到的。

过去近二十年来,惨烈的迫害使人们不敢接近法轮功并认同“真、善、忍”,谎言欺骗使世人将“真、善、忍”视为洪水猛兽一般,避之唯恐不及;你穿上印有“真、善、忍”三个大字的T恤衫,到天安门广场漫步,等待你的是如临大敌的警察和呼啸而至的警车;在互联网上搜索 “真、善、忍”,出来的都是大批判;“真、善、忍”成了网络上被中共封锁最严重的几个词之一;因网络过滤使人无法在正常生活中使用“真、善、忍”三个字;因为“迷信”“愚昧”“搞政治”等党文化标签而使人不敢思考这三个字的真正含义。

普世价值的作用就是指导人的行为。当人们因为害怕,或者因为词语封锁,或者因党文化标签,而不能在正常的交流与思考中触及“真、善、忍”普世价值的时候,实际上也就是把自己与普世价值隔绝。这是非常危险的。

3)用“欲望”代替普世价值

在共产党企图妖魔化和迫害普世价值“真、善、忍”的同时,共产邪灵这个假神也不被中国人信仰了,于是邪灵马不停蹄地用“欲望”来填补信仰真空。江泽民鼓吹的“闷声发大财”就是共产邪教头目的自白。在人类历史上,把“欲望”当成国家信仰,当成国教灌输给百姓,中共是第一个。有人形象地说,中国大陆的空气里除了阴霾,全是欲望。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民抢钱的时代、放纵情欲的时代、腐败透顶的时代。

当人们的心灵都被中共用“欲望”来占领,哪里还有“真、善、忍”的位置?当人与神的联系被切断,中华民族的未来在哪里?

人心中都有与生俱来的向善之念,这是神造人时埋下的珍贵种子。在人世辗转中,有人的种子或因个人贪恶之尘太厚,或因败坏的文化隔绝太深,当神回来救人时,神的慈悲甘露再也不能触及到那颗珍贵的种子,使之发芽成长。一个人对救人的真理听而不闻、听而不明、听而拒绝接受,他就无法得到救度。

神给人留下的通天的中华传统文化,能够时时清洗人心中那颗向善的种子,等待神的最后回归;邪灵破坏神传文化,让人远离“真、善、忍”普世价值,就是要让那颗珍贵的种子永远与真理隔绝,同时败坏人心,使那颗种子腐烂霉变,永远丧失生机。

4)共产邪灵对正信的迫害注定失败

在历史上,中共要打倒谁,不出三天就打倒了。但是,这一次对“真、善、忍”的迫害,中共注定失败。法轮功修炼者们从来都没有放弃反迫害的努力。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修身养性,没有错。

成千上万被“真、善、忍”重新洗净并升华了道德境界的修炼者,就是走在神路上的人。这是江泽民和中共从来理解不了的,也是为什么法轮功修炼人无论如何也打不倒的原因。其实,这也是神的安排,为今天的世人留下一个见证,让人们看到,人只要凭着对神的坚贞信仰,就可以使看似猖獗的魔鬼都无法逞其阴谋。

结语

创世主为了最后救度众生,亲自在中国奠定的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高山仰止。星汉灿烂不足比其美,高山雪莲不足况其洁,长天浩宇不足喻其大,瀚海汪洋不足语其深。

传统文化中的信仰系统、语言文字、修炼文化、王者之道、人伦典范、艺术审美等等,都是在造就人能够听懂神传的法的能力。人具有神传文化的理解力,就能得到天上地下的信息,宇宙万象包含其中,是非善恶蕴含在内;人就能读懂天象,明白宇宙天理、天道之标准要求。这使人类社会的道德维系在一定水平,不至于过快下滑,同时也在最后的乱世之中,让有善念者尚有参照,以慧眼明辨正邪,不失得救机缘。

共产邪灵的终极目的是毁灭人类。它篡上神位后,对传统文化横加摧残荼毒,几十年间,旷世奇珍,扫地以尽。中共邪党利用文化沦丧后造成的信仰真空、道德沦落、价值混乱,也利用在近百年屠杀国人、破坏文化的过程中积累的邪恶“经验”,对信仰普世价值“真、善、忍”的修炼人悍然发动迫害。

可是邪灵万万没有料到的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神不会容忍邪灵肆无忌惮地破坏神传的文化、迫害神的子民和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

茫茫宇宙中,任何生命都无法逃出神的掌握。神在关注着这一切,中共邪党和江魔头的所作所为,令天地和众神震怒!法网在收。在此过程中,可贵的中国人,你们的一思一念,都无比重要。

第六章 以“恨”立国 国已不国

引言:以“恨”立国的共产党

共产邪灵主要是由“恨”构成的。“恨”是一种物质,它是有生命的,或者说“恨”就是一种生命,是构成共产邪灵的根本因素。

“恨”和“仇恨”不同。仇恨是因仇而恨,是有理由有原因的,而恨是无缘无故的。像撒旦对上帝的恨和马克思对神的恨,是一种非常邪的恨。那是邪恶赖以维系生命存在的、对创世主的妒嫉、仇视、意欲斗垮的凶恶感情和败坏物质。

“恨”造成了反神和排神。承认宇宙中生命存在等级、承认神是高级生命才能敬神,而撒旦出于恨和妒嫉,不愿承认神高于自己,因此向神挑战,被神打了下来。

共产邪灵由恨构成,它又刻意把恨注入人的心里,把恨的物质因素灌进人的一层微观身体里,使其成为人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让其激发人性中恶的东西,如妒嫉、斗、暴戾、嗜杀等等。因此,在共产中国的物质场中,几乎所有人都浸泡在恨当中,几乎每个人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恨。只要共产邪灵煽动挑逗,这种喷吐欲出的物质,就会化成巨大负面能量,迅速覆盖人的生存范围。

“恨”作为原动力催生了暴力、杀戮。19世纪70年代,流氓起家的巴黎公社第一次实践了共产主义暴力夺取政权的理论,被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的共产党魁列宁、斯大林及毛泽东等一再吹捧。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认为巴黎公社的失败就在于没有用无产阶级的暴力砸碎国家机器,“无产阶级不能单纯地掌握政权,而是通过暴力摧毁全部现存制度。”此即是后来被奉为共产主义根本立场的无产阶级专政暴力学说。因为“恨”的推动,中共还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

这种“恨”是共产主义的根本来源。“恨”和妒嫉心紧密相连,而妒嫉心派生出绝对平均主义,即不允许任何人比自己好、富有,恨所有优秀的人和出类拔萃的事物。共产主义鼓吹的“人人平等”、“天下大同”就是这种“恨”的表现。很多中国人教育孩子、鼓励人“上进”,都是运用挑起妒嫉心的方式,用“把别人比下去”作为上进的动力。

共产党以“恨”立国,以恶治国,其大力宣扬的“爱国主义”,其实是“恨的主义”。“党”的词典中,“爱国”意味着恨美国、恨西方、恨日本、恨台湾、恨西藏、恨自由社会、恨普世价值、恨修炼“真、善、忍”的好人、恨一切中共的所谓“敌人”;“爱党”则是恨一切党认为对自己构成挑战的人或事情。

人们不知道“恨”是构成邪灵的物质因素,是邪灵强行灌注到人身体里的,还误以为这种无缘无故的“恨”是自己的感情。这种“恨”的物质使今天的许多中国人充满暴戾之气,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可能爆发出来。其强度之大、表现方式之恶毒,甚至会使当事人感到震惊和不解。

中共利用教育、媒体、艺术等等手段,广泛散播这种“恨”的物质,把学生和民众变成贪狠恶毒、没有底线的“狼崽子”。

1989年天安门屠杀后登台的江泽民更是“恨”的化身。《江泽民其人》一书揭示了江的来源。当年秦王李世民(即后来的唐太宗)的弟弟李元吉伙同哥哥李建成,欲在玄武门谋杀李世民未遂。李元吉死后,恶灵下地狱偿还罪业,被打入无生之门,下无间地狱,经过千年消磨,已不具先天生命之形骸,无完整思想,只剩一股嫉恨之气。正是这一股嫉恨之气经千年等待,最后被邪灵看中,让其转生成江泽民成为中共党魁,并成为迫害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罪魁祸首。

“恨”是一种物质。“恨”造成的行为是混沌的、无理性的、肆无忌惮的、疯狂的、不计一切后果的。共产党要以“恨”征服世界、毁灭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在此过程中它自己也必然会被毁灭。这就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及其实现方式。

1. 超级邪恶放大器

几十年以“恨”为中心的政治运动——“无神论”宣传、“战天斗地”、“以阶级斗争为纲”、“愤怒声讨”、“深入揭批”,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对抗普世价值“真、善、忍”……给中国留下的是什么样的创伤呢?人们看到的是诚信不再、人心不古、环境污染、道德堕落。但是,人们常常看不见的是,中共给中国制造了一个让道德堕落的可怕机制,或称“邪恶放大器”,就是能够将邪恶放大的机器。这个机器的基础是“无神论”、不信“善恶有报”、排斥传统价值观、鼓吹“欲望”。我们来简单描述一下这个放大器的工作机制。

第一,是这个放大器的输入功能。中共把中国变成了世界上的一个道德凹点,或者说道德漏斗,就是道德上的一个低洼地。不但本土滋生出各种道德堕落,全世界不好的东西也都往中国跑,就像一个国际大垃圾桶。读者可能觉得这么说有些不习惯,但是,这是中共造成的既成事实。国门打开之后,吸毒、性乱、同性恋,各种变异思潮和行为,纷纷涌进中国。中共在本土造成的各种各样的道德堕落,加上这些外来垃圾,形成了中国社会纷杂的道德乱象。

第二,是这个放大器的功率放大作用。中共制造的这个“邪恶放大器”会把各种道德乱象放大、放大再放大。因为没有来自传统文化中“神”的约束,又没有现代社会的法治精神,一切皆由“欲望”主使,自然就变本加厉地堕落。比如说性解放本来是西方社会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种变异思潮,但是受到来自宗教保守主义的制约,并没有一发而不可收。中共打开国门之后,性解放进了中国,那简直是无数倍地放大,成为社会的主旋律,可谓娼妓遍地,社会风气是笑贫不笑娼,包二奶、三奶、N奶成为官员们显摆的资本,社会上下竞相效仿,中华大地被搞得乌烟瘴气。中共什么开放得最彻底?不是经济,当然更不是政治,一个字,就是“性”,三十年完成了从“革命性”到“性革命”的彻底转型。

说起这个“邪恶放大器”,“腐败”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哪个国家都有腐败,这不假,可以说有人的地方就有腐败。但是,中共统治下的那种腐败,今天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类历史上也没有第二个。中共的腐败是全党腐败,是制度性腐败。有人说印度也腐败,可是印度自政府总理以下,官员乘坐的都是同一牌子、同一款式、同一颜色的国产车。印度最好的房子往往是学校,而不是政府办公楼。印度也没有公款大吃大喝出国旅游。这不是因为印度太穷,而是议会不批准这方面的开支。印度更没有“塌方式的腐败窝案”。

相比其它国家的“腐而不败”,中共的腐败是触目惊心的溃烂式腐败。腐败成为中国社会生存规则的一部分,在人们心中已经被默默接受了。

这个“放大”的机制是如何起作用的?看看中共的扫黄和反腐,扫黄是越扫越黄,反腐是越反越腐。因为只要不是威胁到中共统治的事情,中共根本就不想根除。正是因为怂恿从上到下的中共官员和百姓沉湎于“性革命”和“腐败”等等道德堕落的欲海之中,共产邪灵才成功转移了人民对邪恶中共本身的视线,邪恶中共才可以为所欲为地干坏事,才可以镇压这个人群,迫害那个团体,把中国人的道德一步一步推向败坏的深渊。

第三,是这个放大器的综合发酵能力。它能综合各种不好的因素,让败坏物质发酵而制造出更邪恶的物质和现象。就拿上面提到的性乱与腐败来说,很多腐败都与性交易有关。因为包养情妇,会激发官员去贪腐;因为贪腐有钱,也会刺激官员去寻花问柳乱搞女人。这二者放在一起,发挥出的烈性作用,在中国大地上演出了一幕幕“权、钱、色”的糜烂龌龊、丧失人伦的丑剧。

第四,是这个放大器还具有把邪恶合理化、正常化的漂白功能。首先是掩盖事实真相,所以号称强大的中共一定要封锁网络,屏蔽真相,也不会给人民自主办媒体的言论自由。然后,中共的“一言堂”就会用歪理邪说来为中共的道德乱象涂脂抹粉。“天下乌鸦一般黑”是中共用来给民众洗脑的常用词。“腐败,哪个国家没有腐败?”“山寨、抄袭,哪个国家在经济起飞的初期没有过抄袭?”“性乱,哪个国家没有出轨的官员?”“娼妓,在有的国家还是合法的呢!”“言论自由,哪个国家能让你想说啥就说啥?不是还有诽谤罪吗?”

因为民众看不到真相,在“一言堂”之下,天长日久就接受了中共的这一套强词夺理的狡辩,就认为那些道德乱象是无可奈何的、哪个国家也跑不掉的事情。一旦把邪恶和道德堕落之事合理化、正常化,就永远放弃了改进的机会。中国社会年年喊“诚信危机”,可是为什么越来越危机了呢?就是这个原因。

中共另一个常用的借口就是什么坏事的解决都“需要一个过程”,骗说什么事情总会慢慢好起来的。当年中共高层很多人反对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说法轮功提高人的道德、稳定社会,江泽民压制一切地说,“经济搞上去了,道德自然就会好。”我们回头看看,道德在经济发展的“欲海”里堕落得更快了。中共说的“这个过程”,恰恰是用歪理邪说来合理化、正常化邪恶的过程,只能使邪恶变得越来越邪恶。

光是把这些反常的东西正常化还不够,中共的舆论洗脑还要把正常的东西反常化。好的说成坏的,善的说成恶的,才彻底达到了颠倒是非善恶标准的目的。

这就是中共“邪恶放大器”基本工作原理的四大机制。先是制造道德低谷,让中国这块土壤成为人类道德败坏的聚集地、垃圾桶;然后是中共对道德败坏的放大效应,只要不是威胁党的领导的败坏变异行为,中共都是空喊口号,实际推波助澜;加上败坏物质的相互发酵,使得邪者更邪,恶者越恶,不断突破道德底线,放大道德堕落的力度,这也是共产邪灵毁灭人类道德的具体体现;最后是利用歪理邪说来把邪恶之事合理化、正常化,同时把原本正常的东西反常化,甚至妖魔化。

2. 中共把人变成非人

中共不间断的洗脑和欺骗、败坏和变异,使得现在的年轻人没有文化,不讲道德,有些人就像狼崽子一样,徒具人形。

2004年开始,大陆风行“狼文化”,从小说、电影到公司培训手册,都推崇“狼文化”。推崇者鼓吹,将狼的野性、残暴、贪婪、暴虐的本性,运用到事业之中,称为“拼搏精神”。许多人认为这是生存竞争中能够胜出的“先进”文化。换句话说,人不需要道德观念,在竞争中不择手段胜出才是做事为人的衡量标准。

常言道:“毒如蛇蝎狠如狼”,蛇、蝎、狼没有任何亲情,连自己的父母都可以撕咬、吞吃。现在很多年轻人没有任何传统观念,做事情没有底线,在家里唯我独尊,在公共场合打骂父母,更甚者对父母视如寇仇,一旦不合己意就大打出手,这样的人管他们叫“狼崽子”,恰如其分。

1)思想

(1)对传统文化一无所知,道德一片空白

中共建政后对几代中国人灌输歪曲的历史,用无神论、斗争哲学洗脑,造成了如今很多中国人对传统文化一无所知,也由此带来传统价值在人心中颠覆,道德一片空白。

很多人一谈到中国远古、上古历史,心里马上想到的是“迷信”。好听一点的,说“远古先民对自然现象的认识和征服自然的美好愿望”创造了“神话”。这样一来,如大禹治水等自古以来的中国历史,变成了“神奇的想像”。谈到古代帝王,心里想到的“封建专制”,跟中共一样拥有“无法无天”的绝对权力。殊不知,在神传文化中“天子”为上天之子,需躬行道德,承顺天地。否则,上天就会抛弃他,派更有德行的人来替换。据此,臣民可以依“天理”批评帝王。“天子”的称呼并不是将帝王捧到天上,恰恰强调了其权力是神授予并受到制约的。

中华传统以恭、良、温、俭、让为美德,今天的人以斗争、以恨为“高尚”,甚至认为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是“与天斗、与地斗”,平时为一点小事打得头破血流,已成为“天经地义”;实际上恰恰是敬神以礼、待人以恭才是真正的“天经地义”。到日本旅游,很多中国人惊讶于那里人与人之间礼让谦和的态度,其实这正是被中共在本土上破坏而在日本保存至今的中华传统。

(2)人对人像狼一样,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中国人被从小灌输无神论和弱肉强食的斗争哲学,目睹中共政权的暴虐无道和蛮横无理,长大后必然迷信武力,思想和行为充满暴戾和攻击性。中国大陆的新闻网站,经常看到这样触目惊心的报导:灭门、弑父(母)、杀妻、投毒、爆炸、砍人、幼儿园老师毫无人性的虐童、暴徒到幼儿园大开杀戒、强奸幼女、强拆、城管打人等等,不一而足。

2004年间,中共委托新浪网作大型网上问卷调查,对于“战争中是否可向妇孺开枪”的问题,三万余青年中有超过82.6%的人做了肯定的回答!在包括“9.11”在内的很多次恐怖袭击后,都有很多中国网民欢呼庆祝。如此残忍冷血,使人不寒而栗。

2011年,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驾车撞倒一名骑电单车的妇女,药家鑫下车查看,发现被撞女子倒在地上抄他的车牌号。药回到车里取出携带的匕首,对该妇女猛刺六刀,将她杀死。药的师妹李某在网上留言:“我要是他,我也捅……怎么没想着受害人(药家鑫事件中的死者)当时不要脸来着,记车牌?”其残酷冷血令人发指。

2013年,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林森浩与住同寝室的黄洋因琐事发生矛盾,林森浩把从实验室取得的剧毒化学品投放至寝室的饮水机内,黄洋饮水后死亡。

2013年7月,北京市大兴区一个公交车站附近,仅仅因停车纠纷,一名男子将对方2岁的女儿从婴儿车内抓起举过头顶摔在地上,女童抢救无效死亡。“北京当街摔死女童事件”令社会震惊。

日常生活中,为一点琐事而大打出手的更是司空见惯。年纪大的人不解:中国人到底怎么了?究其根源,这是因为崇尚暴力的共产党已经把“恨”灌进了中国人的血液。

(3)人和人就是互相骗

“诚信危机”大概是中国人最关注的道德话题。因为“诚信危机”直接伤害到社会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从上世纪80年代的假烟、假酒、假发票、“官倒”,中国人就开始呼唤诚信,高喊打假,到千禧年之初,欺诈早已遍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诚信危机”使生活步步为陷阱,让中国人活得心力交瘁。

到了今天,假冒伪劣现象泛滥成灾:从食品到住房,从商品到维修,到看病求医,到租用未婚妻或未婚夫拜见父母,无处没有诚信危机。今天的中国人真不容易,买菜买肉要具备鉴别有没有毒的能力,买房要成为识别住房质量的专家,小孩打疫苗要能够识别疫苗真假,甚至给红十字会等慈善机构捐款,也要能够鉴定其信誉。

避孕药螃蟹、假鸡蛋、瘦肉精、苏丹红、毒胶囊、毒奶粉、假论文、豆腐渣校舍……各行业的抄袭造假如今叫做“山寨”,人们已经见怪不怪了。因大量残留农药、激素、除草剂、杀虫剂、增熟剂、保鲜剂等有毒假劣食品造成的男人雌性化、性功能障碍,女人生理紊乱、生育能力低下、儿童性早熟、婴儿畸形等等现象,成为越来越严峻的社会问题。大陆知名医学专家断言,几十年以后中国男人将不再具有生育能力。

针对“诚信危机”,有人提出,关键还是政府的诚信。这也没错,“上梁不正下梁歪”嘛。但共产党会讲诚信吗?让贪官们放弃钱权交易?开放互联网让人读这本书了解真相?承认党的造假历史?这都无异于与虎谋皮。

有人提出,需要加强法制,让造假者受到严厉惩处不敢造假。但问题是谁来监督、执行法律?谁来监督执法司法人员?谁来保证质监局官员廉洁?

终于,有人呼吁回归传统文化。中共也在讲传统文化教育。然而在无神论的基础上讲传统文化和中共已经破产的道德说教有什么两样呢?告诉人们“子曰”、“诗云”,人们就会坚持诚信吗?

举例来说,当全行业都往乳制品里添加三聚氰胺而不需承担任何责任的时候,想要老老实实做本分生意的企业就会面临成本竞争而被淘汰。这时人们面临的挑战是,应该选择即使赔本也要坚持诚信,还是随大流轻松赚钱?

面对明明白白做好人吃亏的社会,被中共挖去神性内涵的党的所谓“传统文化”,给不出叫人坚持诚信的理由。

实际上,如果我们找回神传文化中被中共挖掉的内涵,这个问题很简单。对于一个内心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的人,做好人踏踏实实,诚实守信是上天赋予的为人之本,就如过去随处可见的庙宇中写的:“你哄你我不哄你;人亏人天岂亏人。”虽然不可能人人都如此坦荡,传统社会里也是有君子也有小人,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社会里,只要有部分甘愿吃亏、坚持道义的人,就会唤起更多人的善良。

中国的“诚信危机”,从上世纪80年代民间呼吁,到千禧年人大提案、政府报告专门提出打造诚信社会,到如今社会学、心理学、法律学等各领域都在研究。数十年来,诚信反而越来越危机,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发展”中的问题。

中国人因为共产党灌输的斗争和谎言教育,导致了大面积人群的内心封闭、保护自己。人很难真正相信他人,造成了一种畸形的戒备他人的心态,觉得世界是危险的,人与人都是虚伪的。 “靠山山倒”被人们奉为了真理。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成为社会常态,人们处理这种畸形的人际关系很苦很累,又无法自拔,人人又推波助澜,使得社会风气更加恶化。

数十年呼唤不停、危机不断的诚信问题,起源于传统价值被中共颠覆,起源于中共鼓吹的“闷声发大财”价值观,起源于人们在共产党挑起的群众斗争中被迫互不信任、互相揭批。当人们想要解决问题时,发现一切努力遇到了中共就成了无解难题,因为问题是中共制造的。

(4)远远超过唯利是图

近年来,关于“炫富女”、“拜金女”的报导层出不穷,不断引起社会的热议。某些年轻女子,通过网络媒介,高调炫耀自己的身世、财富、手段,晒出自家的豪宅、名车、名牌包、手表、首饰等等。在某相亲节目中,当一位爱好骑自行车且无业的男嘉宾问幾位女嘉賓:“以后愿不愿意经常陪我一块骑单车?”一位女模脱口而出:“我还是坐在宝马里哭吧。”有些人更是赤裸裸地喊出“让物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口号。

这些赤裸裸的拜金主义引发舆论哗然的同时,也引来很多人的艳羡之情。这是社会病态,是价值观颠倒的重要表征,是中共党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体。从共产党老祖宗的唯物主义到现在赤裸裸的拜金,其实只有一步之遥。

(5)审丑时代

人的审美趣味和道德尺度息息相关。正常人类欣赏的是美好的、纯正的、善良的、光明的艺术。当人的道德严重下滑了的时候,人就开始欣赏丑恶的东西,甚至把丑恶的东西当成艺术进行吹捧。这种所谓的艺术又会反过来带动人的道德进一步下滑,最终使人成为非人。

近二三十年的中国社会,把低俗捧为时尚,把丑恶当成艺术。中国有所谓艺术家吃死孩子肉,赤裸的身体上涂满蜂蜜坐在厕所里以吸引苍蝇满身,美其名曰“行为艺术”。很多人惊呼,中国进入审丑时代!

以前的儿童玩具,人们都喜欢美的、好看的,现在的玩具,越丑、越怪异卖得越快。

一些网路名人为了博取出位,以丑为美。她们凭借惊人的言论和行为,挑战人们对丑陋怪异承受的底线,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很多年轻人甚至艳羡她们的“一举成名”。

更加不可理喻的是,在中国多个城市,都出现了以厕所为主题的餐厅。把餐馆装修成厕所的风格,用便器形状的食器盛饭菜,并且供应大便形状的冰淇淋。据说顾客大多是年轻人。

2)语言

(1)僵尸一般的党话

《解体党文化》一书曾经系统剖析过中共治下党话泛滥的情况,比如相互叫“同志” ,还有典型的党八股词汇,承载党文化物质魔场的长期运转,如:
1)会议精神、路线、认识、思想汇报——中共邪教的精神控制手段;
2)领导、单位、组织、档案、政审、户口——监控严密的组织形式;
3)宣传、贯彻、执行、号召、劳模、上级、代表、委员会——等级森严的组织结构;
4)奋斗、自我检查、斗争、批评与自我批评——煽动斗争为“党”充电。

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中国人从小就浸泡在党话里。小学生写作文要写“红领巾永远跟党走”“我爱XX党”“听党的话,跟党走”,一直到成年之后还要写学习“XX大”报告心得体会。在中国的大街小巷走一走,从延安时代,到“走进新时代”,各个时代的红歌仍然满天飞。

有人可能不以为然,觉得时代变了,现在人即使是使用这些语言,也不再真心相信了。可是问题在于:即使不真心相信,绝大多数人还是在使用这些语言!这说明:党话附体在民族语言之上,就像一个毒瘤,越长越大,被附着的生命体甚至反过来依赖这个毒瘤,更不可能把它割除净尽。

(2)张口就来的谎话

做人以诚为本。共产党靠暴力和欺骗维持统治,说谎是中共官员的必备素质和拿手好戏。六四屠城之后,新闻发言人面对中外记者的提问,脸不变色心不跳地说:“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十几年后,中共倾举国之力迫害法轮功的时候,其发言人又大言不惭地说:“中国人权状况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小孩子从小被教育说谎,政治课、历史课、语文课充满谎言,答题的时候绝不允许越雷池一步。这样的孩子长大以后,说谎张嘴就来,没有任何负罪感。从政府新闻发言人到喉舌媒体的《新闻联播》、《焦点访谈》,从各级党官的报告到文史方面的学术研究,从公共领域到家庭生活,中国社会弥漫着数不清的谎言。“《人民日报》只有日期是真的,其余都是假的。”这都是几十年前的认识了。中国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谎言的国度。敢于说真话、讲真相的人凤毛麟角,被视为异类,甚至被联合绞杀。这是中共全面败坏社会道德的直接恶果之一。

(3)大行其道的痞话

古代中国可能是世界历史上官员文化教育水平最高的国家。汉代开始,中国开始有比较完备的官员遴选制度,从隋朝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末的科举制度,选拔了大量的优秀人才进入政府,辅佐皇帝治理国家。从流传下来的正史和各种史料来看,中国古代政治和社会的文明程度令现代人惊讶不已。温柔敦厚的诗教,温良恭俭让的古训,都使古人说话平和、宽厚、谦让、礼貌;痞子语言从来不曾登上大雅之堂。

这一切到了共产党这里就彻底不同了。中共起家时就是流氓无产者,中共党魁的痞话堂而皇之地进入文件、报纸、文集甚至诗歌中,成为民众效仿的对象。“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造反有理。” “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上边放的屁不全是香的,这里也有对立,有香也有臭,一定要嗅一嗅。”此后,共产党每一代党魁都如法炮制,放狠话,说歪理,邓小平的“学生娃不听话,一个机枪连就解决了”,江泽民的“闷声发大财”,针对法轮功的“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不管是内容还是表达方式都邪恶至极。上行下效,暴戾之气席卷了全社会。

(4)铺天盖地的脏话

中共的堕落是无底线的,中共造成的中国人的堕落也是无底线的。现在很多空虚颓废的中国人,只好靠骂人来维持心理平衡,用说脏话来宣泄心中的愤懑,用自我作践来显示卑微的存在感。几万人在一起大声吼骂脏话的场面成了中国足球赛场上的常态;种种自我作践的语词成为流行语,被网民每天千百万次地使用。

中文网路上充斥着各种难以引用的粗口。现实生活中,甚至妙龄少女在大庭广众之下也可以肆无忌惮地说脏话。使用如此粗俗语言的人,其精神世界是多么的肮脏和荒芜!

3)行为低下

中国以礼义之邦著称。先秦典籍“三礼”(《周礼》《仪礼》《礼记》)里详细记载了中国古人极为丰富优美的礼仪,也探讨了礼的天道根源和礼背后的哲理。这种礼的精神一直延续到中共建政之前。有人也许还记得1949年前受教育的老年人多么彬彬有礼。可悲的是,中共统治几十年后,这一切彻底被毁了。

礼必须有节,节就是“节文”,即“规矩”。古代儿童启蒙,首先教的就是“洒扫应对进退”这些生活中的基本规矩。老一辈的人常说:“做人要有做人的样子。”这句浅近的话里面包含了很深刻的道理。神给人规定了行为规范,并且通过典籍、礼仪、习俗等一代代传承下来。

家规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家规家训延续了几千年,说明它的存在对于家庭和社会确实具有重要意义。三国时期诸葛亮的《诫子书》、唐太宗的《诫皇属》、康熙皇帝的《庭训格言》、南北朝时期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等都是做人和维系家族自治的规范,对于后代教育、家庭伦理、家族事务、自身修养、为人处世、兴家立业、报效国家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直到中共篡政以前,中国民间仍然流传着大量的家规家训,成为人们立身处世的基础。有人曾经总结过流传很广的家训三十条,其中包括:

不许不称长辈为您;不许抖落腿儿;不许不叫尊称或名字就说话儿;不许当众喳呼;不许说瞎话儿;主人动筷子客人才能动;回家要跟长辈打招呼等等。

虽然看似琐碎细小,但对于规范个人行为、融洽人际关系,却非常重要。

人的行为举止是人的教养、德性与智能的外在体现。中共破坏道德、让人言谈举止随心所欲、没有规矩、行为低下,把很大面积的人群变成劣等的人。

中国古人重视人的仪表,让人“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卧如弓”,现在的中国人很多弯腰驼背,走姿站姿奇形怪状,姿态不雅,气质不佳。

在国际上,中国游客的行为常常让人侧目。他们大声喧哗,在名胜场所吸烟,随地吐痰,随意插队,随意攀爬名胜古迹。中国游客数量激增且不讲文明,令瑞士人感觉“受到挤压”,有旅客投诉中国人在车上随地吐痰,并沾在其他旅客的鞋子上。为解决这个问题,瑞士人给中国游客增开了“专列”。

更有甚者,2015年,一名中国女子在英国巴宝莉名牌专卖店门前把着小孩大便。2016年8月2日,在圣彼得堡参观的中国旅游团中,一位母亲为了让自己孩子上厕所,直接就让小孩在俄国皇宫叶卡捷琳娜宫大厅历史悠久的豪华硬木地板上小便。事件震惊所有叶卡捷琳娜宫的工作人员,从馆长到普通服务人员都赶到现场查看和处理。工作人员称,这是历史上首次发生这种事情。

中国人的素质真的那么差吗?其实并非历来如此。现今国人的素质低下是共产党数十年如一日破坏传统文化的结果。

4)人像怪物,不像人样

相由心生,人心的变化会影响到人的外形和表情。在中共的摧残和变异之下,中国人不光心灵变得荒芜、粗砺,连外形和表情都变得不一样了。

近年来社会上老照片流行,现在的中国人开始怀念从前人的质朴和纯真。晚清、民国照片上的人物形象和气质像个人样,男人像男人,女人像女人,能体现出人的优美仪态和传统文化的积淀。很多人看到自己祖辈在几十年前的照片,纷纷感叹那时人眼神中的纯净和善良。

不管在东西方传统的影视作品中,正面人物形象一般是美好的、令人向往的,反面人物的形象举止是相对负面、丑的和低下的。中共建政之前的人,是在一个正常的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正的因素居多,因此外形和表情都充满正气。这样的演员演坏人,往往要反复揣摩怎么“变”坏,仍然很难学像。现在中国大陆的演员是在中共党文化的毒性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外形和表情正的因素不足,邪性痞气霸道,流里流气不正经,演好人要学,还学不像;演坏人不需要学,自然而然地演就很像。

过去的人把“妖气”“魔性”当成贬义词来用,随着社会上负面因素的增加,现在竟然有人用“有妖气”赞美演员有气质、有才气、有创意。“魔性”成了一个正面的形容词, 用来形容人、事、物古怪又不乏趣味。年轻人经常用“这个人真是太魔性了”“魔性的笑声”等等表达赞许之情。 “有妖气”变成了漫画网站的名称,“妖怪管理局”成为电视剧名称,该剧组以“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只妖”为主题,面向全球征集“有妖气”的演员。这从侧面表明,经过文化的破坏,人们的审美观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当今社会的许多中国人气质和形象庸俗丑陋,不修边幅,油腻猥琐,穿衣服花里胡哨,睡衣出街成了社会常态。现在很多男孩子无阳刚之气,说起话来嗲声嗲气,娘娘腔,以身材纤细为美,染着头发,眼神飘忽迷离,扭捏作态,不男不女。衣服窄窄的,半截裤子,头发剃得要么像茶壶盖,要么像鸟窝,或者留很大一团像假发套在头上。女孩子穿着中性,发式奇怪,面无表情,眼神阴冷,受斗争哲学影响,传统的温柔贤惠被强悍刚尖替代,越来越没“女人味”。社会上流行“卖萌”“装嫩”“装酷”,成年人的行为向低幼发展,不分场合地撒娇和打情骂俏。

不用和古人比,就和几十年前比,这样的人已经远远低于神给人规定的仪表和行为的规范,表面形象就像怪物一样,这还是神造的人吗?神还承认这样的人是人吗?这样的人不危险吗?

3. 中共国几成狼世界

1)为老不尊

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传统的中国老年人因为其智慧和经验、自尊和仁厚,是社会中最受人尊敬的群体。

清朝康熙帝曾经两次在畅春园和乾清宫举行千叟宴,宴请65岁以上蒙、满、汉文武大臣以及致仕人员达千人以上。乾清宫的两次筵席上,康熙与赴席老人们飞觞饮宴,皇子、皇孙们侍立观礼,并为老人们斟酒。为纪念这两次盛会,康熙帝即席有赋《千叟宴》诗一首,并命大臣们“赋诗记事”。

时至今日,很多老年人的行为却常常令人侧目。“广场舞”、“暴走团”扰民引起投诉已经不是新闻了。2017年6月,洛阳广场舞老人同年轻人争夺篮球场,不惜对篮球少年挥拳相向。各式各样的“碰瓷(讹诈)”手法花样百出,受害者有冤难申,有苦难诉,造成“老人不敢扶,儿童不敢护”的社会怪象。一位老人自己故意往车上撞想讹取赔偿,还理直气壮地说,“我这不是老了嘛!”意思是自己年龄大了,做别的事做不了,为了弄钱就做这种坏事,自己还觉得理由很充足。西安一位老人在公车上因为一女孩不肯为其让座,竟然一屁股坐在女孩身上。有些城市甚至出现了老头户外集体买春的不堪情景。

有人调侃说:“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这样的事情绝非偶然。中共建政后出生的几代人,渐渐步入老年。他们成长的年代,恰好是共产党发动的一次次政治运动的时代。这些人不但没有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反而被灌输了中共的阶级斗争学说,骨子里是邪灵埋下的“恨”。他们亲历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打砸抢,有些人自己就是“红小兵”、“红卫兵”。他们的种种不文明举动,无非是延续了年轻时候中共培养的行为模式。

2)奸猾早熟的孩子

中国很多小孩子在家长和社会的耳濡目染之下,表现了与年龄不相匹配的早熟。他们什么都懂,而且非常奸猾。有的小孩子直言不讳地说:“长大后做贪官。”

某电视剧里有一段小孩与大人的对话。前反贪局长的儿子,还是个小学生,说他们体育课要想踢球,就得行贿,他都交了钱最后还是连个替补也没当上,气得鼓鼓的。他自己也有生财之道,同学要抄他作业,他一次收费五块,行情不好的时候收费三块。小小年纪,就有了与孩子的童真完全不相符的人生感悟——“不花钱办不成事,现在都这样。”这是电视剧里的情节,为了不破坏中共的“主旋律”,这些反映阴暗面的东西极其有限,现实中的故事只能比这更厉害。

某14岁少年的表演唱火爆网路,其“表演”下流猥琐,网络评论说他的表演“骚气十足”。任何正常人看了其“表演”,都会觉得恶心反胃。14岁,本应是天真烂漫、长身体、学知识的年龄,却被糟蹋得没有人样。最可怕的是,这样的下流演出受到很多人的追捧,让人情何以堪!随着道德的下滑,近来大陆直播平台出现了小学生等未成年人脱衣、裸体直播。有一名自称2005年出生的小学生在与调查者微信对话中称,她做裸体直播不为钱,就是为“好玩”;她还自豪地说,她在她们班里粉丝最多。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共鼓吹物欲、刻意毒化的社会风气,造成了千百万这样的少年,谁又有能力消除其恶果?

3)两性道德崩溃

贞洁的两性道德,正常的夫妻关系,是神规定的人的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庸》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性关系的紊乱,是一个国家衰亡的先声。

罗马帝国的衰亡,庞贝古城的被毁,跟性道德崩溃关系极大。圣经中记载的所多玛和蛾摩拉两座被上帝毁掉的城市,也充斥着淫邪之事。中共的前三十年,在社会上推行禁欲主义,高级领导干部却淫乱成性,据说被毛泽东玩弄的女性达千人之多。

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共虽然在政治上仍然紧抓不放,但在私生活领域却有意放纵民众堕落。中共深知,只有把民众变成自私、冷漠、贪婪、淫邪的个人,他们才无兴趣也无能力关心公共领域,中共就可以随便折腾了。各级党官的包二奶、养情妇自不必说,普通百姓也推波助流,造成两性道德的大崩塌。各种各样的色情场所遍地开花,地下红灯区林立。按摩、洗脚、发廊、会所……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名目繁多的色情场所。据统计,中国妓女已多达2,000万,其中职业妓女就有400万。中国的所谓门户网站,甚至中共的官方网站新华网、人民网,挑逗性的文字和露骨的图片、视频比比皆是,想回避都回避不了。

为了反映当今中共官员淫乱生活的糜烂程度,网民曾对全国官员讽刺性地设立了包二奶大奖赛,并选出九项冠军,如包养情妇多少的数量奖,情妇文化程度高低的素质奖,还有什么学术奖、青春奖、管理奖、挥金奖……中共官僚的荒淫无耻,可见一斑。

以中共对社会的极端严密控制,如果真想扫黄,绝不可能听任色情泛滥到如此地步。唯一的解释就是,让中国人的性道德崩溃,就是中共的既定政策,也是共产邪灵最终毁灭人的重要手段。

史学家认为,社会的淫风、罗马人的纵欲是古罗马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社会的全面淫乱跟古罗马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近年来某些大城市的离婚率甚至超过50%。性病、爱滋病的泛滥,是性解放潮流的直接恶果,因为政府的掩盖,外部只能了解冰山一角。淫乱带来的更多社会恶果正在吞噬着中国社会。

4)各行各业全面堕落

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正常社会中有三种人不能堕落:一是教师,二是医生,三是法官。教师教书育人,告诉下一代如何辨别是非、善恶、美丑;医生救死扶伤;法官匡扶正义。这三种职业都需要信仰和操守,他们的败坏将会使社会机体大面积腐化。

其实,关乎社会机体健康的何止这三种职业。中共垄断一切社会资源,使社会整体道德堕落没有底线。触目惊心的制度性腐败和政府黑社会化使中共官员成为人类社会最大的怪胎。法官公然在法庭上说:“你别跟我讲法律!”本来应该为人师表的老师猥亵、强奸女学生;本来应该用客观中立的研究推动社会发展、增进人类福祉的学者、科学家利用公众对学术头衔的信任,出卖良心,助恶为虐。曾经被称为“白衣天使”的医生成为活摘器官牟取暴利的杀人恶魔。

就拿曾经被称作“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道德水平理应代表这个社会的高端吧。可是,学术领域反而成为腐败和弄虚作假的重灾区。学术领域的道德沦陷可以说把中国人技术创新的路给堵上了。2015年3月英国BMC出版社撤回的43篇涉假论文中,有41篇出自中国学者;2015年8月,知名学术出版商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撤回64篇论文,这些论文全部来自中国;2015年10月,著名学术出版商爱思唯尔(Elsevier)撤回5种期刊的9篇学术论文,全部来自中国。2017年4月20日,施普林格·自然一次性撤消旗下杂志《肿瘤生物学》(Tumor Biology)2012年至2016年发表的来自中国的107篇文章,这些文章被认为涉嫌同行评审造假,也就是系统性有组织地学术造假。

今日中国竟然出现了世界历史上都闻所未闻的一些“职业”,上文提到的“碰瓷”只是其中比较低档的一种。2017年7月,东北大学毕业生李文星,误入传销骗局,命丧天津,年仅23岁。各界关注此案,更多的暴力传销骗局浮出水面。电信诈骗、金融诈骗、把拐来的孩子弄残上街乞讨赚钱、职业乞丐使用QR码、收银机乞讨、杀人卖器官,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令人闻之色变心惊。

5)周期性的集体脑残

1989年之后,中共为解决其周期性的统治危机,又故伎重演,制造敌人,挑动群众斗群众,煽动邪灵植入中国人身上的“恨”,挑起仇外、排外情绪。例如利用1999年中共驻南斯拉夫领馆被炸事件,发动反美大潮;2005年反日;2008年反法;2012年反日;2017年反韩。大量年轻人被鼓动甚至是在中共基层组织或者特务机构的组织策动下,走上街头,打砸抢烧,砸毁中国人的日系车、韩系车,围攻法国超市,砸肯德基。

这些人被称为“爱国精神病突发”,港媒则称呼这些咋咋呼呼、动辄骂人“汉奸”的群体为“网路红卫兵”,讥讽中共“终于养蛊成功”。

最为荒谬可笑的是,中共为了在网路时代继续操控舆论,培养了大批所谓的“网路评论员 ”、“舆情引导员”。因为传说发个帖子赚五毛钱,这些人被称为“五毛党”。比五毛党更进一步的是“自干五”,即不领薪水、“自带干粮的五毛”。近年又涌现出了一个新的群体,盲目维护中共的年轻网民,被称为“小粉红”。

这些可悲的年轻人,被中共植入“恨”,灌下了大量的迷魂汤,又无法看到红墙外真实的一切,只好任凭“集体脑残”、“爱国精神病”周期发作。

4.末世景观

1)粪坑文化

中共在破坏传统文化的同时,代之以国教化的邪教,在封闭环境下给中国人洗脑。上世纪80年代以后,国门打开了,但是中共并不想把海外的主流文化展现给中国人,反而引进了大量西方、日本、港台不好的东西。中共通过对网络、卫星电视、出版物的封锁,控制什么样的东西让中国人看到,什么样的要屏蔽在外。性解放、黑社会、西方的变异生活方式等等被有目的地引进中国,加上中共的党文化,各种污秽肮脏的“文化”开始沉淀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之内。这造成了党国的文化环境如同一个很久没有清理的粪坑,进的都是秽污。这个粪坑文化是一个封闭的体系,随着时间的流逝,沉淀了原教旨共产主义、经过多次混合变形的党文化、中共有意搜集散播的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各种糟粕、西方的变异生活方式等等,这些秽物随着时间的沉淀和发酵越来越厚重,使人更难以摆脱。

这个封闭的粪坑文化对人侵蚀力很大,只有极少数有条件的中国人能够亲身体验外面的世界,或者通过各种手段了解各种真相,能够相对污染得轻一些。大多数的中国人不可能摆脱这个粪坑文化,从出生到成年的漫长岁月中,都被迫在这个粪坑文化中生活,不能接触正常的人类社会和真正的传统文化。

这使得很多中国人的判断力、智慧、思想以及视野,都跳不出这个粪坑文化的范围。没有普世价值和传统文化的参照,使很多中国人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和从道德角度进行独立思考的勇气;其一切思想行为价值观等等,都以粪坑文化里的标准为参照,不知道人还有作为人的真正生活方式。他们一旦跨出国门,面对揭露中共邪恶、鼓励中国人退党、团、队的义工,甚至无法理解这些人的动机,不相信有人不为名利,冒着严寒酷暑甚至被人白眼地传播真相是完全出自良心和信念。

当代中国人身上的种种恶劣习气,很大程度上是被中共创造的这种封闭的粪坑文化所反复循环熏染造成的。“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因为长时间浸泡在这样的环境中,很多人对此浑然不觉,甚至乐此不疲,根本无从想像不同的社会文化,更不要说清洗破除中共的粪坑文化了。

2)行尸走肉

中共除了要求小学生集体入队、中学生集体入团以外,对党员还要求他们不断“重温入党誓词”。也就是要求他们“拜邪灵”,而且是不断地拜,直到他们彻底成为“党的驯服工具”,不再具有人性。

共产党在破坏了一切信仰之后,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信仰,强加给中国人。但是共产主义是一种邪教,改革开放以后,从普通党员到党魁都没有人信仰共产主义了。传统的信仰被打倒,共产主义的虚假面具被戳穿,各种各样的思想乘虚而入,占据了中国人的心灵。

中共用政策和法律打击人残存的最后一点善心。有人有心要扶老携幼、慈善捐款、见义勇为,但因为害怕被讹诈、被欺骗,只好视而不见,置若罔闻。造成了现在的很多中国人不光没有了神性,甚至连人性都没有了。

人除了物质生活的追求之外,人还有精神生活的自然需求。不管什么样的人,活在人世中免不了探寻我为什么活着,乃至生死福祸等等终极问题的答案。在自由社会的人,即使没有宗教信仰,通过“自由”、“正义”等正常的世俗价值的追求,也能部分满足人的精神需要。而在传统断绝、政治高压的社会里,人们满眼见到的是假的、虚的、恶的横行,只能把精神需求转向颓废堕落。于是很多人成了徒具人形的物质空壳,不具有丝毫的人的思想行为、伦理道德。这样的人,只能被称为“行尸走肉”。

这不是“发展中的问题”,更无法“通过进一步发展解决”;这是共产邪灵毁灭人类的整体阴谋的一部分。

3)末日心态

一个心中没有希望、彻底失去对神的信仰、失去对善良、对公正的希望和追求的民族,是一个走向毁灭的民族。现在中国的整个社会环境崇尚邪的,排斥正的,即使几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有人敢说自己信神,因为怕被别人笑话、排挤、打击。

没有了精神信仰的中国人,开始疯狂崇拜金钱,拜物教成为新的宗教。成千上万的少男少女把自己的偶像呼为“男神”、“女神”。某些“大腕”的演唱会上,歌迷、“粉丝”如痴如醉,如疯似狂,痛哭流涕。有的歌星、影星道德败坏,却被当作神一样崇拜。有些年轻人不惜重金,到处追星。当人们普遍使用“神”来称呼自己追捧的性感偶像时,你告诉他“神来了”,他会说什么?

除了疯狂追求金钱、物质之外,很多人还表现出惊人的堕落、颓废、叛逆。他们酗酒,吸毒,赌博,乱性,沉溺于网络游戏和社交媒体,耽读玄幻、恐怖、灵异小说,把自己看得五迷三道、疯疯癫癫,用疯狂和迷乱填补自己空虚的精神世界。

中共高层也一样具有这种毁灭性的末日心态。中共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扬言:如果美国介入台海战事,中方将首先使用核武,把美国数百城市夷为平地,即使中国西安以东遭到摧毁亦在所不惜。他在内部讲话中更爆出:中共要存储核弹,灭掉一半以上的人类。当然,中共党官“在所不惜”的是中国平民的生命。一旦有核战,他们可以躲进早就为自己准备的防核工事。

弥漫全社会的末日心态造成了对生命的严重漠视,这既包括朱成虎这样对他人生命的漠视,也包括许多人对自己生命的漠视。“得过且过”、“过了今天没明天”、“及时行乐”、“过把瘾就死”,在末世绝望中无底线行乐。2017年11月底曝光的北京某幼儿园的令人发指的变态虐童事件只是这种心态的一个反映。

4)无缘得度

现在的很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一无所知,对中共的历史也一无所知。他们没有文化,不懂历史,不讲道德,没有是非观念,不相信神存在,头脑里只有金钱、权力、欲望。跟他们谈起神,他会觉得你太迂腐了。即使神的使者以善言唤醒他们,他们也不会相信了。

神造人,而且给人规定了做人的标准。如果失去了这个标准,在神的眼里那就是一具徒具人形的行尸走肉,根本不能称为人。共产邪灵就是要糟蹋人,现在很多中国人被中共邪党已经变异得没有人样了,神已经不把这样的人当人了。没有了神的佑护,人会加速地堕落下去,直到有一天,人彻底不能要的时候,只好被销毁。

真的是危险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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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邪灵由“恨”构成,在长期运作中,它给中国人的身体内灌注了一层“恨”的物质,“恨”衍生出暴力、杀戮和种种暴戾之气。只有良知和人性复苏,才有希望去除这种“恨”的物质。

为了毁灭全人类,共产党破坏了中华传统文化,把人变成非人,把一个曾经文明美好的国度,变得国已不国。

神慈悲于人。生命来自美好的天国世界,神不愿看着他们这样被毁灭,因此不断发出慈悲的呼唤。读懂天象,体会神的慈悲,才能看到得救的希望。

解体中共,全面清除共产主义在人间的各种表现,回归传统,守住心底的善良,生命才有希望!

结语

五千年大戏已经接近收场,人类已经走到了最后的关头。共产邪灵此时魔乱人间,造成了人类史上空前的浩劫。除了直接致上亿人于死地之外,更加可怕的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扩散全球,共产主义因素弥漫世界,造成人心魔变,直接排神、反神,这将使世人丧失被神救度的最后机缘。

神要救人,共产邪灵要毁人。历史的这一刻无比凝重,因为它关系到文明的存续和人类的命运;这一刻,危机与希望同在,处于“迷”中的人,却难以一眼看清。

正如本书多次指出的,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个邪灵,它由恨和低层空间的各种败物构成,实质是一条蛇,在表层空间的表现形式是一条红龙。出于恨,它屠杀了超过一亿人,破坏几千年的辉煌文明。出于恨,它肆无忌惮地败坏人类道德,引诱人远离神背叛神,达到最终毁灭人的目的。

邪恶表面上猖獗一时,也是因为很多人远离了神,放松了道德的自我约束。但物极必反!最黑暗的时刻,也是离光明最近的时刻。神对历史和未来自有安排。神在等待人的觉醒,神的誓言正在兑现之中。时间在分分秒秒地逝去,这个世界的旧秩序正在瓦解,新秩序正在建立;旧的势力正在溃退,新的力量正在走向历史的前台。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邪不胜正,看似猖獗的所有邪恶表象都是暂时的,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中。2004年,《大纪元时报》发表的《九评共产党》开启了中国的“三退”大潮,数亿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是中国人驱除共产邪灵附体的自救之举。人只要主动“三退”,神就会将邪灵附体瞬间清除,这个生命就将属于未来!

对中国人来说,只要能让善良的本性战胜邪灵的诱惑和陷阱,坚决地脱开魔的轨道,人们就会看到,山还是中华的山,水还是中华的水,国还是中华的国,中国人却不再是共产邪灵掌控的马列子孙,而重新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人!中国人不仅可以拥有神赐予的富裕生活,更有内心的平静、祥和与幸福;中国也会真正繁荣强大,享有神授予的力量和荣耀,再现历史的辉煌。天地永固,生生不息。

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开始了对共产邪恶主义的清理和对人类传统的回归。

彻底解体共产邪党,清理人间的共产主义邪恶因素,全面反思近二百年来人类社会的堕落和魔变,成为今天人类的当务之急。归正人心,净化社会,回归传统,重建信仰,重新体认与神的联系,找回与神的纽带,这是每个人的责任,也是每个人得救的希望所在!神的慈悲与威严同在!神在看着每个人的内心。一个人在此时此刻的抉择和所为,就会决定他(她)的未来。

要想回归神指的路,得到神的救度,就必须全面揭示出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让迷中的世人猛醒!这就是写作本书的初衷。

(《中国篇》全文完)

(原载大纪元网站:http://www.epochtimes.com/gb/nf1235328.htm,2017年12月16日更新,
版权所有,欢迎转载,不得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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